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等人执笔创作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话剧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剧本初稿名字为《骗子》)。
这个剧本的故事可不是这几位沪上剧作家们的向壁虚构,也就是我们在很多电影开头看到的那行字幕“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而是取材于当时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真实的假冒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案件。
1979 年9月11日上海本地出版的《文汇报》,刊出了一篇由记者张煦棠、王复初撰写的新闻报道《一桩假冒高干子弟的诈骗案》,这篇新闻报道就是沙叶新等人创作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的直接素材来源。
报道称,近日上海静安区公安分局破获了一起冒充军队高级干部子弟的诈骗案件。
犯罪嫌疑人张龙泉(又名张泉龙),为本市青年,原系上海赴云南插队的知青。他一直想把自己从云南农场调回上海,但按当时的有关政策,他的这种情况很难获得批准。
张龙泉有一位关系较好的同学,父亲是上海市工业局的领导,张龙泉回上海想要办理调动事宜,就一度借住在这位同学家中。
平日张龙泉也会在同学家帮忙做些家务,甚至是接听电话。借着这个机会,头脑灵光的张龙泉非常用心地记下打来电话的干部姓名、职务,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摸清了当时不少办事机关互相托人办事的潜规则。
从1978 年下半年起,张龙泉就开始化名“李晓勇”,对外谎称自己是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开国上将李达的儿子,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目前暂时在上海养病。
为了把戏做足,张龙泉还找来一套旧军装穿上,努力模仿北方口音,谈吐之间也刻意摆出一副高干子弟的派头。
可能当时的人们还比较单纯,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核验张龙泉的真实身份,只是听信了他自称的“高干子弟”的一面之词,就主动接待、设宴招待,送戏票、安排食宿,给他大开方便之门,为的是希望日后有事可以托他帮忙。
随着交际的圈子越扩越大,不少文教、机关干部主动上门攀附。报道着重写了一个关键细节:不是张龙泉主动去胁迫、重金行贿收买这些干部,很多人知道他的高干子弟的身份之后,主动向他示好,主动许诺帮他疏通,答应帮他办理知青户口迁回上海、调动工作、安排文艺岗位等不符合当时政策的事情。
张龙泉并没有以骗取大额现金为主要目的,他的核心诉求就是两件事:一是把自己从云南农场调回上海;二是帮他的女朋友从街道文工团调入市属文艺单位。
这场荒唐的骗局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前后有数十名文教、行政方面的干部被张龙泉所蒙蔽,对他伪造的高干子弟的身份深信不疑。
直到张龙泉打算托关系将女友从街道文工团调入市属事业单位,相关审批手续异常,人事部门核查时发现身份造假,这才东窗事发,被上海市静安区公安机关抓捕落网。
1979 年末至 1980 年初,《民主与法制》《上海司法》等刊物刊登了法院开庭实录,完整收录庭审发言,其中张龙泉在庭上为自己所作的辩词 “假如我的身份是真的,所办之事便全部合规,就不会被判刑”,更是被剧作家沙叶新等直接写入话剧结尾部分的台词之中。
张泉龙1979 年案发,经上海静安区法院审理,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随后进入上海监狱服刑,服刑期间依规获得少量减刑,1983年前后刑满释放。
这件事情在当时闹的动静挺大的。
就连当时还在病中的著名作家巴金也少有地专门蹭了一下这个热点,有感而发地写了篇名为《小骗子》的随笔,1979 年 10 月 11 日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
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小骗子。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
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但也只是在内部演出,因为对于这个剧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坚决反对。有人说剧作者同情小骗子,有人说剧本丑化了干部。
最后,巴金在文中强调:
不过有人说话剧(指沙叶新等人的《假如我是真的》)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我看倒不见得。骗子的出现不限于上海一地,别省也有,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倘使没有产生他的土壤和气候,他就出不来了。倘使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中他钻不到空子,也就不会有人受骗。把他揭露出来,谴责他,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为了消除产生他的气候,铲除产生他的土壤。
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封建古话当作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一年之后的1980年9月23日,巴金看到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又一骗子骗得某些领导团团转”。说是有一个姓吴的骗子,冒充“市委领导同志的侄子”,又自称是哈尔滨旅游局的处长,“套购了大量高级香烟准备到外地贩卖”。
事情败露之后,这个姓吴的骗子还大言不惭地说,“当今社会上特权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这些人作牌子,他们就不会卖给我这么多高档香烟。”
为此,巴金又写了篇《再说骗子》的随笔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不过这次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无奈地承认,“我看他比我们聪明”,因为“他看到了本质的东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