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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杰是千万个当代汉语诗人中的“这一个”。他醉心于诗,沉迷于诗,读诗背诗无论古今代,写诗说诗无论新旧体。诗是他生命的酵素,诗是他精神的灵魂,诗是他感兴的沸点,诗是他思维的菁萃。
一个真正的诗人最在乎的是诗性及其恰当的表达,是诗兴(诗的灵感)及其精微的捕捉,是诗意及其广泛的传播。他可能最不在意的就是诗的体格——是新体还是旧体,他可能最为忌讳的就是诗的载式——是研究还是创作。于是,他是诗的研究者和评论家,更是诗的创作者和推广者,他是旧体诗沉溺的迷恋者又是新体诗出色的实践者。这些都构成了他作为“这一个”诗人的基本属性。
郭杰的新诗往往具有旧体诗的意象磅礴风格,具有现代诗的宇宙关怀气魄,这是他诗性的格局,其庞大蓬勃可以用“其大如鲲”加以描述。而他堪称广阔博大的诗兴传播热情,将他诗歌的传播空间拓展到袤远的山陬海噬,将他诗吟的经络触须推送到深密的乡野林丛,他的诗歌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用鲲鹏之志的放达,鲲鹏展翅的豪迈加以比附。这便是郭杰诗歌“鲲诗鹏翅”的一种比喻的由来。
取法“鲲诗”的构思与表现意向
郭杰的代表诗集《月光下看海》,显示出他诗思取法的博大意向。月光的旷远浩淼无际,月色的迷蒙浩瀚无边,大海的波涛广阔无垠,大海的联想高远无极。于是,面对大海,诗人们常常取思于小目标,锁定在小物件,聚焦于小人物,海的博大和庄伟仅仅作为诗述的背景,作为诗咏的环境而存在,诗吟的主要对象是苍茫大海上的“黑色的闪电”一样的海燕,或者是将要被暴雨打湿了衣裳的“女郎”:
女郎,单身的女郎,
你为什么留恋
这黄昏的海边?——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回家我不回,
爱这晚风吹:”——
在沙滩上,在暮霭里,
有一个散发的女郎——
徘徊,徘徊。
这是徐志摩的诗《海韵》中的第一节,它的风格与苏联诗人高尔基的《海燕》相距甚远,但它们的构思都是往小人物、小物件、小景象处聚焦,它们对读者的诗性启迪都是往精细、精巧、精微处引导,无论是“黑色的闪电”还是“散发的女郎”,与汹涌澎湃的大海或者海阔天高的莫大景象构成十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种充满艺术哲学辩证法的构思,是一种以小寓大,以点带面,以微像显示巨像的艺术方法,它包含着诗思的技巧与机巧,包含着审美的精微与意匠。
郭杰显然不安分于这样的技巧或机巧的运用,也不想恪守于这样的精微与意匠的审美,他喜欢表现博大的景象,借此表达宏博的心胸和广阔的想象,他更习惯于从“大”的方面写大海,写日月,写历史,写故事,写人物,写情感。不过是看海水的月光,看海岸的月色,看海天间的月轮,看海看月的人是一个曾经的青年(二十岁的梦想 二十岁梦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曾经风雨的中年,一个曾经沧海又能悦悉巫山的老人(六十岁不再梦想却思如泉涌),一个曾经沧桑曾经跬步细流又曾经在畅想中大步流星的诗人。郭杰,就是一个具有这种“鲲诗”思维的诗人。他提着笔看海看月,看山看云,看树看路,当然应该知道甚至期盼着别人通过看他的诗集看他,看他在神思飞扬的歌吟里中规中矩,看他在惜墨如金的吐露中洋洋洒洒,看他在日常庸凡的观察中洞见宇宙的定律或永恒的法则。
宇宙的定律或永恒的法则对于诗人来说是大词,重词。郭杰不喜欢直接说出这样的大词、重词,但他的诗性构思与诗行表达总是通往这样博大深重的诗兴。于是,博大深重的郭杰之诗,有一种如鲲之大的志趣。一般而言,诗人的风格追求往往体现在角度的小巧儿诗情的精微,但郭杰的诗,总立意于宇宙定律、永恒法则和情感壮丽的博大境界。这实际上体现着他奇卓的博大诗思。他当然会观照到小的事物,小的角度和小的生态,不过他不会满足于以这样的精微和渺小去“反观”或者“映射”宇宙之广和沧海之阔或者天空之大,他一般会对“小”事物或者小奇点进行迅速的思维“碾压”,然后大步流星地朝着宏观和阔大的方向飞去。如《二十岁的梦想》,他这样写:
我居然写下
那么多奇怪的诗
关于昆虫、宇宙和爱情
那语气表明,他是不会拘泥于昆虫的,甚至不会对昆虫之微投入地再看一次,再说几句,他的志趣在于“宇宙”,还有宇宙间的伟美的爱情,这种爱情对于曾经的耽溺者来说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或者是无始无终的过程。它是一个诗性的或审美的博大而壮阔的存在。
郭杰这样的诗思体现的是鲲诗之志——通过宏达壮阔的诗歌意象及其相应的大词、重词的表现,用诗与世界对话,与海洋交心,向宇宙和历史敞开心肺。如果仅仅将这样的诗歌表现理解成一种诗歌风格,那会显得有些空洞或单调;诗人郭杰更多的是在其中灌注了诗学精神甚至是文化精神的追求意向,这样的风格学意义上的呈现,便有了诗歌精神现象学的意义。
汉语新诗的一般构思规则都是,从大处着眼,向小处聚焦,从小处触碰是任何读者内心中最柔软的部位,以此造成诗性的感动。这样的诗性构思可以概括为由大入小的诗思规则。许多诗歌都循着这种由大入小的构思法则,体现出较为清晰的诗学规律。且看那首脍炙人口的《人说山西好风光》,一开始就是宏大的抒情:“左边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何等的豪放气派!不过,歌词从大处落笔以后,立即转向小处抒情:
站在那高处
望上一望
你看那汾河的水啊
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
“我的小村”与太行山、吕梁山,与“山西”相比较,那当然是非常小的点,但这个点正是触碰作者和读者心灵的地方,是诗人情感抒发的基点,也是诗人与读者心灵的共振点。另一首同样脍炙人口的歌《我爱你,中国》,也是这样的思维路线:先是从“大处”歌颂中国,包括“青松气质”“红梅品格”的歌颂,都是在比喻意义上的“宏观”抒情,然后迅速转向“我的心窝”:“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滋润着我的心窝!”由大处着笔,落实在自己心灵的“小处”,用以触碰心灵深处最幽微的悸动,从而造成心灵的感动和诗性的感动。
当然也有的诗人善于从“小处”出发,然后向“大处”黏连,在宏大的诗性背景上抒发自己的诗情。艾青《我爱这土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艾青的诗思显然遵循的是从小到大、由具体到抽象,由细微到宏观的路线图,以“小鸟”嘶哑的歌声出发,将诗唱给广袤的土地,悲愤的河流,无止息吹着的风以及林间无边无际的黎明,都是向宏大处推送自己内心的诗思。不过艾青的诗思路数很宽,他更多的时候会用平行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宏观诗思,即既不由大到小,也不由小到大,而是取法于宏大背景,着眼于宏大题材完成诗学聚焦,在高亢激烈的情绪线上施展他并不嘶哑的歌喉。请听他的《向太阳》如此歌唱:
从远古的坟墓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诗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高远之处,始终在宏大的背景中书写情绪的诗意,当然也就不避大词和重词。这样的诗思气势磅礴,这样的诗吟具有鲲诗品质和气派。
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郭杰的诗歌创作构思走的是艾青的这种思路,但至少他追求宏大诗兴的表达,追求鲲诗品质与气派的意力,相当明显。
他的诗常常在《向太阳》这样的经典诗思中高亢地展开,在时空阔大的雄伟背景下展开昂扬的想象力和表达力。他的《击壤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俯察地理,仰观天文,将宇宙万物等一切纳入博大的胸膛。
郭杰的诗立意于宏观,追求鲲诗之境,不过在构思方法上他似乎更喜欢艾青《我爱这土地》那种:以小见大,从小处向大处掘进,从微观世界歌吟出宏观意境。他的《写在老黑山火山口》就是《我爱这土地》的构思线路:
一个
微末生命
向苍茫宇宙
致以深深的敬意
由一个具体的、羸弱的“微末生命”出发,向“苍茫宇宙”致敬,那从小到大的跨径显然超过了一只嘶哑着喉咙的小鸟向林间无际的黎明歌唱。他的《驶向北极》也是从“如梦幻般神奇”的“我这微弱生命”写起,不过对接的却是“与浩瀚无垠的宇宙/转瞬间融为一体”的宏大叙事和旷远抒情。
这样的宏观诗思有时候能被诗人表现得非常美,那是一种将宏大壮阔转化为精巧优美的诗歌技巧在起作用。他的《太阳雨》这样表现宏大的场景:
一根根雨线
细密而绵长
在金色的太阳下
熠熠闪光 ……
随轻风之舞
奏起天籁乐章
雨线从天而降,在金色的阳光下熠熠闪光,这是天际的画面;随轻风起舞,奏起天籁乐章,这是自然的乐曲。精细的歌咏传达了巨大的宇宙能量,高度压缩的诗思更能发射出强烈的情感热度。
这是空间的声光拉伸与压缩构成的诗的交响。在郭杰的创作中,他还经常借助时间的永恒与远大,压缩生命的暂时与瞬间,从而造成诗性异常的张力。他的诗《海港遐思》,其诗思从出发和到达都在同一瞬间,但却能够唤回永远:“悠长的汽笛/拉响在同一瞬间/或许是眼前/或许是永远”。你也许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哲理的粹思,但更重要的也是更显要的是将时间的久远压缩成生命的瞬间,从而磨砺出灵异的诗意。另一首《磨盘》诗也是如此,从“一只磨盘的轮回”中体悟到“从瞬间到永远”的诗性。所有的这些诗性构思,都是取法乎宇宙的久远,都落实在时间的永恒等宏大诗兴之上,形成鲲诗思维的审美效应。
鲲诗思维让他想到“伫立北极”,《仰望星空》,看到“浩瀚/寥廓/静谧/星光晶莹/从几亿年前/宇宙深处”发出的光与色彩,这样的宏大气势乃是因为诗人空间站位和历史站位具有特别的高度,这样才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那些光影。郭杰能够在时空转换中欣赏宏大的诗象,《青海湖》吟咏着的是“远方”的诗兴:“哦,远方/ 祁连山 / 静卧在自己怀抱里/ 等待/ 是另一种永恒”。能够将祁连山纳入自己的怀抱,可见诗人胸襟之博大,然后又转为时间的永恒,都是宏大诗兴的表述。他的《晚风》看到的是“天空被星辰缀满 /新月斜挂山间 / 晚风忽然失去踪影”,不过它能够自由地将视像转换为音响:“恍如听到玄秘的呼唤”!这样的视听觉转换都是在宏大抒情的平台上展开的,具有超越的力度。正因为有了怀抱大块,吐纳久远的鲲诗思维,他在《向一棵老树致敬》的时候,仍然从“纵化作满地泥土”的视像中体悟到“生命因执着而永恒”。
正因为郭杰能够站在时间的久远与永恒的制高点作宏大诗思,同时凭借着他作为文史学者厚重的文化积累,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历史纵深感和博大旷远的风格。他常常将充满文史厚重感的词语作为诗歌意象表现在作品中,由此构成鲲诗思维的显著特征。他恢弘地《奏响时代之声》:“奏响黄钟大吕吧/绘出民族振兴的壮丽轨迹/让时代之声在天地间回旋”!这样宏大的鲲诗思维带有某种时空的超越性,借助空间的博大思维,他在《哦,巴黎》中感叹:“真的,并不遥远/中华文明和法兰西文明/并肩站立”。这是一种文史研究者充满底气的断言,也是站立在历史顶端的鲲诗思维所苦心孤诣的一种诗学境界和文化境界。郭杰力图站立在历史的顶端,对各种文化差异从鲲诗思维方面进行弥合,在《诗的震撼》中他这样看待余秀华的诗:“从没有想到那也是一种诗……/这诗集与泛黄的书卷并排在一起……/静谧和悸动/过去和今天/草根和经典/不幸和伟大……已经并排在一起。”只有足够博大的思维和感兴才可能将差异很大的事物和对象弥合在一起,或者说并排在一起,这是宏大诗思和鲲诗思维的必然结果。
展开“鹏翅”飞翔的诗思及其诗界旅行
郭杰的诗在表现题材上具有鲜明的广泛性,同样体现着他作为诗人追求博大宏深的文化气象,同样体现出他诗歌的鲲诗思维特性。
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郭杰所汲取的中国传统诗学资源非常丰富,这种丰富的学养使得他在创作汉语新诗的时候总是想像一只展翅的大鹏,尽可能去覆盖历史的丰富和大地的旷远,形成了文化意向上鹏翅舒展的格局。
在郭杰的新诗创作中,古典诗歌和古代文化的意象资源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覆盖,他的诗作充满了诗三百的意象群,呈现着十五国风的风格风采,演绎着屈原和骚体赋的才情魅力,既有先秦时期君子之德风的风习、风行和风靡的印迹,又有李白、杜甫、李贺的诗情画意,以及苏东坡、辛弃疾、姜夔的词采风致,还有竹林七贤和八大家散文的潇洒风神。所有这一切,都作为诗学资源、诗性资源和诗兴资源潜藏在郭杰的诗歌中,呈现在郭杰的文字中,彰显在郭杰的创构中。这种诗学资源、诗性资源和诗兴资源的广泛性,甚至对中国古典诗歌文化进行了野心勃勃的“全覆盖”,体现的是郭杰在诗歌领域展开“鹏翅”进行文化“登顶”的文学努力的一种特殊的诗歌旅程。
而且,这种文化“鹏翅”的努力并不与古已有之的“掉书袋”现象可同日而语。郭杰是一位文史方面的资深专家,久炙诗文古籍,熟知天文地理,饱览人文掌故,谙练引经据典,但他从不把这样的功夫和技能用于诗歌创作。他是将这些人文积累化成诗思的材料,诗性的基础,诗兴的触点,诗意的导引,化在诗中,写在笔下。
郭杰较为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和古代文化修养,表现在诗歌创作中,赜呈现出一种“化古为今、浑然天成”的“活性”特质。他常常不是静止地死板地“用典”,而主要在通过诗心、诗性、诗兴、诗意的提炼和聚焦,进行审美的和诗学的“化典”,也就是将古人的词章、意象或典故、诗句等等碾为诗的基因,揉入现代诗歌的肌理之中,使之产生新的诗性生命。
郭杰诗歌《静夜思》《游子吟》以及其他相关怀古诗就是如此,古诗古典在他的笔下只是诗兴的出发点,诗意的归趣点,是今天的诗人与古人在情感上取得共振、共鸣乃至共情的诗象兴奋点。当他写到故乡的街巷和山水时,那诗性的直觉不仅会联想到唐诗宋词里的乡愁,更会穿透传统的愁绪,在现代诗人的兴感法悦中,将“寒山寺的钟声”化作一种穿越时空的宿命感,将原本属于唐朝的孤寂,转化为现代人面对历史浩渺时的深沉思考。这种化用,是将古典经典诗歌的“现成词句”转化为当代诗人吟诵的“意象空间”,其中留有一些文化的遗痕,但并不很深,不会在现代诗的吟咏中留下明显的生硬的裂痕。
郭杰的诗常从《诗经》或《楚辞》中析取包含着浓厚古意的语汇,如“黄昏”、“流光”、“晚霞”、“落叶”等等,但却从不将它们用得更死,他将这些诗语置于汉语新诗的语境和诗境之中,用于阐释现代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归宿,例如将“一片落叶”的迷茫,比作现代都市人对理想或爱人的求索,而且带着现代人的坚毅与困惑。这种活用经典的诗歌表现法让古典和古诗语汇脱离了故纸堆的陈腐,获得了一种“古典而先锋”的张力。
中国古典诗歌的生命力在于承袭,而现代诗的精髓在于突破。郭杰的诗歌恰恰站在了这个交汇点上。他卸脱不了学者的头衔,而更在意诗人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在典故的森林中任意采撷,在数千年文明的宝藏中随意摘取,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传统文脉的巨大覆盖力,体现着一种张开“鹏翅”飞翔的诗学形象。
他善于通过现代修辞的诗法转换古典意象,化用经典掌故时特别讲究“氛围”。在《春天必来寻访每片落叶》或《我的脚踏过冬天的河流》等作品中,他常常以磅礴的诗思覆盖汉魏风骨或盛唐气象。这样的诗歌中常常看得见杜甫的悲悯,但不止于此,他往往借用杜诗中那种“沉郁顿挫”的语感,去书写当代社会的变迁,让读者在阅读他的今诗时,耳边会自然回响起历史的余音,却又能真切地感知当下的温度。郭杰诗中经常出现“沙漠”、“戈壁”、“群山”、“夕阳”,还有大漠孤烟、秋雁横塞等古典诗词意象,但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引导读者走出古典视阈,赋予这些古典意象以现代感性,甚至是当代的哲学思考。在引用高山流水的古典时,他将历史人物的遭际化为个人的内心独白,从中开发出现代的诗趣。当他在诗中谈及屈原、庄子或白居易时,他并不是在讲述他们的传记和历史故事,而是阐发他们的“精神人格”,凸显当代生活中其精神价值的重要性。他通过化用楚辞中的兰草、香木,构建出一个洁身自好的精神家园。这种化用是一种情感的借代——借古人的傲骨,写今人的操守;借古人的豁达,释今人的焦虑,借古人的骸骨,浇今人的块垒。
郭杰对典故的化用还体现语言的锤炼上。他精通七绝等古诗格律,因此在创作现代诗时,他能敏锐地捕捉到词语的平仄美感。他熟悉《庄子》的精神内涵,将文言的凝练与白话的流畅相结合,使典故在诗行间像盐溶于水一样自然。这种语言的化用,使得他的诗作读起来既有现代诗的灵动和舒展,又有古典诗的凝练和铿锵。
从《鲲鹏与麻雀》诗中可见,宏大和渺小其实只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态。郭杰的诗歌对于传统文化和古典诗学的“鹏翅”覆盖格局,显示出典故不是僵死的化石。他通过灵活的化用,让古典掌故在现代诗歌语境下重新激活,重放光彩。这种艺术处理方式,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对现代汉语表达维度的极大拓展。在他笔下,典故不再是“他者的故事”,而是“我们的心声”。这种古今交融的艺术特质,使他的诗歌赢得了一种超越时间的美感。
郭杰诗歌的“鹏翅”格局在创作层面体现出历史文化全覆盖的努力,而在传播层面则体现出地域文化、媒体层次“全覆盖”的努力:很少有诗人具有郭杰这样如此宽泛的发表和传播面,他的诗歌传播有如大鹏展翅,力达全局,无远弗届,无处不见。发表面之广,本来与诗人作品的品质和表现风格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这种有“发”无类、如鹏之翅的展开式“发散”格局,却也能说明诗人进行广博的文化覆盖的意力与雄心。
可以统计一下郭杰诗歌发表的覆盖面,看出他在这方面与其他诗人相比的意力与雄心之所在。
《人民政协报》《解放军报》《花城》《作品》《飞天》,这些诗歌发表的大报大刊自不必说,在省一级重要媒体上,郭杰的诗覆盖过省级党报或省级大报:《吉林日报》《福建日报》《贵州日报》《扬子晚报》《山西晚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关键是,他的诗作像生了翅膀的大鹏,从《北方文学》《鸭绿江》《长春日报》《江城日报》《辽河》《牡丹江日报》《北方作家》等东北期刊报纸,经由中原的《郑州日报》《河南工人日报》《信阳晚报》《山西晚报》以及西北的《延河》《绿风》,直接飞入平坦的江淮平原,进入《连云港文学》《徐州日报》《江苏师范大学报》《大风》《太湖》《江海晚报》《江南时报》《镇江日报》《扬子江诗刊》《淮安日报》《三角洲》《翠苑》《凤凰资讯报》等江苏主流媒体,然后溯长江而南及潇湘,在《湘潭文学》《郴州日报》《岳阳日报》《怀化日报》《常德日报》,接着便是直下两广和海南,在《梧州日报》《北海日报》《椰城》等报刊留下重彩浓抹的痕迹,然后对广东进行非常深入的媒体覆盖,近20年来发表的媒体遍及广东的各个角落,计有《花城》《作品》《特区文学》《潮声》《佛山文艺》《湛江文学》《西江文艺》《盐田文艺》《罗湖文艺》《深圳大学报》《广州技术师范大学报》《莲花山》等大量的专业刊物,以及大量的报纸副刊,如《汕头日报》《梅州日报》《韶关日报》《潮州日报》《河源日报》《云浮日报》《阳江日报》《珠海特区报》《江门日报》《茂名日报》《揭阳日报》《中山日报》《东莞日报》《宝安日报》等,几乎对广粤大地进行了媒体全覆盖。
这份长长的期刊名单,既是郭杰诗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见证,也是汉语诗歌在当代语境中扎根现实、遍植人心的生动缩影。
“鲲诗”为体,博大深重;“鹏翅”为用,广布四方。郭杰的诗歌创作,既承古典之厚重,又开现代之新境;既有学者之深邃,又葆诗人之赤忱。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诗,可以是个体生命的诚实质地,也可以是民族精神的时代回响;可以是日常的一草一木,也可以是宇宙的浩渺星辰。鲲鹏之化,非一日之功;诗心之成,亦非一朝一夕。郭杰以数十年的创作,完成了这一诗学意义上的“鲲鹏之变”,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值得珍视的范本。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创意写作前沿理论文献的翻译、整理与研究”(23&ZD294)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名作欣赏》2026年第25期)
【作者简介】朱丛迁,深圳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访问学者。刘林瓒,深圳理工大学人文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