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结束那天,我在法院门口站了很久。

旁听席上坐着的家属,脸上全是四十多岁中年人特有的那种木然。他们不说冤,也不喊屈,就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像一群在等公交车的人。

其中一个女人,从头到尾攥着一个保温杯,杯盖拧开又拧上,拧上又拧开,一直到法警喊“全体起立”,她才把杯子放下,又拿起来,跟着人流往外走。

我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案子本身不复杂,但有一页起诉书,我看了三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在组织特征那一栏里,公诉机关用了整整半页纸,罗列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所谓“帮规”。前几条倒还常规,什么统一听指挥、有事要汇报,我都能猜到。真正让我愣住的是最后一条,原文如下:“所有成员必须孝顺父母。”

我当时就想笑。在法庭上忍住了。

你就想,一个靠暴力起家的黑社会团伙,他们的“帮规”里,居然有一条是必须孝顺父母。而且公诉人当庭宣读这一条的时候,还特意放慢了语速,强调了“孝顺”两个字,好像在说:你看,连孝道都写进去了,这组织严不严密?精不精细?

我当时站起来发表了异议。我说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如果“必须孝顺父母”都能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帮规,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全国许多正规企业、学校、甚至居民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制度,是不是都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审判席上没有人说话。

这个案子的“老大”姓周,四十七岁。起诉书指控他从 2015 年开始,以承揽工程为名,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以公司为依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攫取经济利益,欺压残害群众,对当地建筑工程领域形成了非法控制。

开庭前,我见过周某一次。他穿着看守所里统一的马甲,剃着光头,坐在我对面。他一开口,不是喊冤,而是先跟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他那个公司,注册资金 500 万,实缴 260 万,其中有 120 万是找他一个表姐借的,到现在还没还上。

公司名下有两辆车,一辆 2017 年的帕萨特,一辆 2019 年的五菱宏光。办公室是租的,一个月 3800 块,房东催过他三次房租,最后一次还扣了押金。

他跟我说:“律师,你说我像个黑社会吗?我要是黑社会,我至于连房租都交不起吗?”

我说我不是来听你讲这些的,我是来跟你核实证据的。他点了点头,又开始讲他的生意。他说他这些年接的都是些别人看不上的小活,修个路面、补个围墙、拉点砂石。

最风光的时候,手下有十一二个人,但大部分都是临时叫来的,按天结钱,一天 180 到 220。干完活就地解散,连顿饭都没在一起吃过,更别说什么帮规家法了。

我问他:那你手下的人,有没有听你话,干过什么违法的事?他说 2018 年的时候,有个工人跟隔壁施工队的人打架,他把人叫回来骂了一顿,扣了 500 块工钱。

还有一次,有个包工头欠他 5 万块的工程款一直不还,他带了两三个人去人家办公室坐了一个下午,坐在那里喝茶,也不吵也不闹,最后对方报了警。警察来了,他当着警察的面,把钱要回来一半,剩下的一半打了一张欠条。

他说:“律师,我这算不算敲诈勒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公诉机关指控他经济特征的时候,说他的组织“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在建筑工程领域攫取经济利益,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但我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他的银行流水,从 2015 年到 2021 年,6 年间,他的账户余额从来就没超过 30 万。

他那个所谓的“组织”,一共有 11 名成员,年龄最大的 52 岁,最小的 21 岁,最小的那个是他外甥,干活的,不领钱,管饭。

起诉书里描述他们“形成稳定的犯罪组织,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层级分明,纪律严明”。但实际上,他手底下那几个人,有人跟他是老乡,有人是以前在一个工地干活的,还有一个是他表弟的同学。

有一次我问他:“他们为什么跟着你?”他想了一会儿说:“因为跟着我有活干。”

就这么简单。

公诉人当庭问他:“你对他们是否具有控制力?”他说:“我控制不了他们,他们家里有事我都得去帮,谁缺钱了我还得先垫着。我哪里是控制他们,我是伺候他们。”法庭里有人笑了,公诉人没有笑。

这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细节。起诉书里列举了 5 起寻衅滋事、3 起故意伤害、2 起非法拘禁,看起来数量不少。但我一一核对过案卷材料,其中 6 起的涉案双方,都和周某存在直接的经济纠葛。

要么是工程款纠纷,要么是材料款拖欠,要么是结算的时候少算了钱。说白了,都是生意上的事,不是无缘无故去欺负老百姓。

有一指控的寻衅滋事案,起因是劳务公司欠了周某 7 万块钱,拖了半年不给。周某派了一个人去催款,对方不给,两个人发生了冲突。

对方先动的手,周某的人还手了,被鉴定为轻微伤。就这么个事,被公诉机关拿来作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证据。

但整个案卷里,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与周某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的被害人。7 个被害人,全部都是他的生意对手或者合同纠纷对象。

危害性特征这部分,公诉人说周某的行为“对当地建筑行业的正常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形成非法控制”。

但我调了他对手公司的账目,还有当地住建部门的备案资料。周某公司的市场份额,在所在地区的建筑行业里,满打满算只占了 1.6%。

他还经常去别人家公司问有没有活干,能不能带他一个,用他的话说,自己是“行业最底层那一个”。就这个规模量级,何谈对行业形成非法控制?

案件庭审持续了两天。第三天,休庭。

那个攥着保温杯的女人是周某的老婆,走出法庭后,她在法院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什么话也没说。她上了一辆旧帕萨特,车里挂着一个小挂件,上面写着一行字:“平安是福”。她开着这辆被认定是“黑社会组织资产”的车走了。

车子开出去不到一百米,能看出来,排气管有点冒黑烟。我站在法院的台阶上,看着那辆远去的帕萨特,看着那个被写进起诉书、认定为黑社会组织标志性财产之一的帕萨特——它甚至连年检都没有过。

我一直记得我在法庭上跟公诉人的一次交锋。

公诉人拿着一份寻衅滋事罪的讯问笔录,问我是否认可。

我看了几页,就把笔录放下了。我说:“把讨债不做,改成寻衅滋事罪,我不认可。”公诉人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我当事人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程度。他是去要钱的,不是去无故欺负人的。”

“开口要钱和开口打人,中间隔着一个‘无故’。”我说,“这个‘无故’,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普通经济纠纷之间的分界线。”

这句话说完,整个法庭安静了很长时间。

审判长没有说话,公诉人也没有说话。后来,休庭了。

那天过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制定扫黑除恶政策的时候,确实应该雷厉风行、绝不手软。但如果在执行过程中,不把好问题的性质和界限,出现拔高定性、凑数式打击,那么许多善良的人,或许就在这种操作里被伤及了。

我一个律师,辩护工作是本职工作。但说实话,做这一行,做得越久,越觉得司法实践中,把黑社会性质组织扩大化的风险反而更大。

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虽然有四大特征,但真正的司法实践中,把这四项标准放宽甚至模糊掉的案例,我知道的不是少数。

一个开普桑的人成了黑社会老大,一个让成员孝顺父母的人成了帮规制定者。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案子后续的结果我不能细说。但周某的妻子,那个在法庭门口沉默的帕萨特女人,后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她没有问结果,只问了一句:“你说,我们家的车是不是该卖了?这车现在去哪都被人指指点点。”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我只能说:“先把年检做了,这事更重要。”

她在电话那边“嗯”了一声,然后就挂了。那个“嗯”字很轻,轻到像一滴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连个痕迹都留不下来。

但我记得很清楚,那滴水是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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