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瑞金，中央红军主力开始离开中央苏区。队伍里不仅有战斗部队，还有机关人员、卫生人员和运输人员，人数约八万六千人。很多人并不知道目的地，只明白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留下来，只有被压缩和消灭。
这次突围，和过去几次转移完全不同。国民党军采取堡垒推进的办法，修筑据点，逐步缩小包围圈。红军擅长运动战，却难以在层层碉堡之间展开机动作战，中央苏区的粮食、兵员和回旋空间都在减少。
真正让队伍付出惨重代价的，是湘江战役。1934年11月下旬，红军进入广西东北部和湖南交界地区，国民党军已经在湘江两岸布下重兵。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辎重过多，渡江通道被反复争夺，战斗持续数日。
湘江突围后，中央红军人数从八万多人降到三万左右。这里的损失不能简单等同于阵亡数字，其中包括牺牲、失散、被俘和重伤人员，但伤亡之惨重没有疑问。许多部队成建制损耗，干部、医护人员和担架队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有人问：“还要继续往南走吗？”
这个问题，直接摆在了红军指挥层面前。继续按照原定方向行动，很可能再次陷入包围。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贵州召开，会议调整了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层。它并没有立刻让红军摆脱困境，却改变了此后的作战方式。
四渡赤水便发生在这种变化之后。1935年1月至3月，红军在贵州、四川交界地区多次转向，利用河流、山地和敌军部署之间的空隙，调动国民党军。蒋介石拥有数量优势，却难以准确判断红军下一步的行动。红军不再执着于夺取城市，而是把保存力量和摆脱围堵放在前面。
从金沙江渡过之后，红军获得了北上的通道。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并在泸定桥方向展开战斗。关于泸定桥的具体细节，后来的叙述存在不同版本，但红军冒险突破川军防线这一事实清楚可见。若渡河失败，主力很可能再次被压在河谷之中。
更难熬的路还在后面。夹金山等雪山海拔很高，部队缺少御寒衣物，许多战士穿着草鞋和单衣行军。川西北草地则是泥沼、河流和浓雾交织的区域，粮食供应极为困难。冻死、饿死、掉队和因疾病死亡的人，往往来不及留下姓名。
长征究竟牺牲了多少人，不能只拿一个数字回答。中央红军出发约八万六千人，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时，通常记为七千余人至八千人左右；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经历了严重损耗。若把各路红军在长征中的出发、会师、补充和减员情况合并计算，参加者超过二十万人，牺牲、失散、被俘和伤残者数量很大，具体统计因口径不同而有差异。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没有一直追到陕北？
原因并不是他突然放弃，也不是国民党军完全无力作战。长征前期，蒋介石曾亲自部署围追堵截，调动中央军、地方军和保安力量。问题在于，红军进入西南山区后，国民党军的数量优势很难转化为有效合围。
山路狭窄，情报传递缓慢，部队调动受地形限制。红军可以分散、转向，再集中行动；国民党军则要依靠较长的运输线维持弹药和粮秣。命令传到前线时，红军往往已经改变方向。四渡赤水之后，这种差距表现得尤其明显。
蒋介石还必须顾及地方实力派。四川、云南、贵州各有地方军队，中央军进入之后，既要追击红军，也要防备地方势力借机扩张。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压力持续增加，国民政府不能把全部兵力长期投入西北山区。
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停止军事行动。1936年，他曾调集东北军、西北军进攻陕甘根据地，希望从外部压缩红军。局势的真正转折，出现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国共关系由此发生变化。
经过谈判，国民党方面停止对陕北红军的继续围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进入抗日前线。蒋介石不再以原来的方式追击，不是因为此前没有围堵意图，而是国内外形势已经迫使他重新处理红军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到陕北时的七千余人，数字本身已经说明了长征的代价。那些没有抵达陕北的人，分别倒在湘江、雪山、草地和漫长的行军途中。留下来的部队，则在陕北完成了休整，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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