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女孩张旭白,刚出生满月就被亲生父母送出去抚养。一岁的时候第一任养父意外离世,养母改嫁,短暂把她安置在无血缘的姥姥家中照料。
等到2000年,养母把她接回重组家庭一起生活,噩梦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从她九岁起,第二任养父张耀胜,趁着养母不在家,反复对她实施侵害,这段黑暗持续了整整八年。
年纪太小的孩子,既见识过对方施暴的凶狠,又长期被言语威胁,根本没有求救的底气。她只能把痛苦藏起来,默默熬日子,身体留下的伤痛记忆,很多年都挥散不去。
整个童年,姥姥姥爷是她为数不多的暖意,不因为她是送养的孩子而区别对待,这份善意,撑着她熬过最难熬的阶段。
高中和亲生父母相认,她鼓起勇气袒露全部遭遇,没有得到想要的庇护,反而怀疑她诬陷继父。两边亲人都没能接住她的伤痛,成年之后她选择远赴青岛打工,整整十年不愿回家。
她拼命想要和过去切割,好好过日子,但深埋心底的创伤不会随时间自动消散。2023年哥哥婚宴,时隔多年再度遇见张耀胜,对方神态如常,还笑着说以后会帮她张罗婚事。
这一幕彻底击溃她伪装的平静,过往压抑的恐惧、委屈全部翻涌上来,那段时间,她甚至多次产生轻生的念头。她反复反问自己,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
2025年3月,她决定不再逃避。一场56天的骑行,算是和过往做一场告别,之后她选择报警,把多年遭遇提交给警方。
警方调查之后,核实了部分猥亵的事实,可距离最后一次侵害行为已经过去十五年有余。按照刑法的追诉时效相关规定,已经超过对应的期限,也不存在时效中断、延长的法定情形,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拿到文书之后,张旭白没有就此妥协,已经递交刑事申诉材料,同时着手准备民事诉讼,尝试通过民事渠道索要人身与精神损害赔偿。只是民事层面同样要面对时效的现实门槛,只不过民事案件当中,法院不会主动援引时效驳回诉求,如果被告不提出时效抗辩,依旧存在胜诉的可能性。
很多网友看到结局,第一反应会生出一种朴素的不解。
不少人的固有认知是,只要伤害属实,就一定可以追究对方刑事责任,时间不应该成为放过加害者的理由。这也是网上讨论这件案子最普遍的想法。
大部分人分不清,刑事追诉时效,和民事侵权的诉讼时效,两套规则并不是同一套逻辑。《民法典》191条专门给未成年受性侵设置特殊起算点,民事赔偿从年满十八周岁开始算三年时效,可刑事层面并没有同款优待规则 。
未成年受害者有很强的特殊性,案发的时候,他们受制于恐吓、控制,心智尚未成熟,很多人根本没有报案的能力。不是不想维权,而是身处困境的时候,连求助的渠道都找不到。
等到长大成人,拥有勇气和认知站出来,却有可能撞上刑事追诉时效的边界,这就是现实里很残酷的矛盾。法律设置追诉时效有它的立法初衷,但落到这类家暴、家庭侵害的案件上,就会显现出情理和法条之间的落差。
抛开法条本身,这件案子也照见家庭监护的重要性。孩子被送养、家庭重组,很多家长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家人就等于绝对安全。
现实里面,很多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恰恰来自熟人、来自家庭内部。孩子不懂得怎么描述伤害,害怕威胁,习惯隐忍,很多信号很容易被大人忽略。比起出事之后再艰难维权,日常多留意孩子的情绪变化,留心独处的环境,才是成本最低的保护。
维权也不是只有定罪坐牢这唯一一条出路。申诉、自诉、民事起诉,都是法律留给受害者的途径。哪怕刑事追责走不通,民事诉讼如果能够认定侵权事实,也是对过往伤害的一次法律层面确认。
时间可以往前走,但受过的伤害不会自动清零。对受害者而言,维权不单单是为了惩罚别人,很多时候也是完成自我和解的必经之路。我们也期待制度可以更多关照到这类年幼无力反抗的群体,让敢站出来的成年人,能拥有更多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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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公开新闻报道,当事人使用化名,法条援引现行有效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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