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兰州军区机关内，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突然得知，萧华将调任军区政委。消息来得很急，连具体分工和排名都没有说清楚。这个看似普通的人事调整，实际上改变了冼恒汉此后数年的处境。
冼恒汉是开国中将，长期在军队工作。自1955年起，他担任兰州军区主要领导，前后达12年。那段时期，他的职责边界十分清楚，主要负责军区事务，与地方行政并无太多交集。
情况发生变化，是在特殊历史环境到来之后。各地原有工作秩序受到冲击，军队承担了支援地方、维持秩序等任务。一些大军区领导开始兼任地方重要职务，军政工作由此交织在一起。
冼恒汉也被安排兼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军队干部进入地方，面对的便不再只是部队建设，还包括工业、交通、生产和社会秩序等复杂问题。兰州铁路局出现混乱后，相关工作又被交到他手中。
严格说，铁路系统本属铁道部门管理。可事情发生在甘肃，地方又处于特殊时期，上级要求他参与处理。冼恒汉后来承认，自己说过错话，也办过错事，存在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问题。但他认为，自己主要是按照指示执行，并不是整个决策的制定者。
这件事的责任认定，成为他后来被处理的关键。问题并没有随着局势变化立即结束，反而在多年之后再次被提起。复杂的背景，被压缩成了几项需要承担的责任。
萧华到兰州后，冼恒汉曾向中央领导询问具体安排。得到的答复是，调整是为了加强军区工作，让他把更多精力放到地方事务上，军区工作由萧华负责。按照当时的安排，冼恒汉名义上的排序仍在前面，萧华排在后面。
这种安排并没有维持太久。1977年夏天，冼恒汉与兰州军区及甘肃方面的有关领导一同到北京开会，会议重点就是兰州铁路局问题。会上，对他的批评集中展开，随后，他被免去地方和军队职务。
组织上给出的安排，是暂留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分配。按常理说，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等问题处理清楚，应该还会有新的去处。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5年。
这5年里，冼恒汉没有新的职务，也没有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时间一天天过去，原本应当明确的安排始终没有落实。他从一名长期主持大军区工作的中将，变成了等待处理结果的人。
1982年，兰州军区一位领导向总政治部提出申请，希望冼恒汉回兰州处理遗留问题。冼恒汉大概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只要把情况讲清楚，便能得到一个明确结论。可抵达兰州后，他却受到限制，情绪受到很大冲击，随后因心肌梗死住院。
有人劝他：“先把身体养好，事情总会有说法。”冼恒汉回答：“等了这么多年，不能连问题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几句对话，反映出他当时的困惑，也说明那场处理并非简单的职务调动。
同年，上级作出处理决定，冼恒汉退出现役，按师级待遇安置，每月领取200元。同时，他还要搬离原来的住所，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若不搬离，房屋将被停止供水供电。
搬家并不容易。冼恒汉原有住所和生活条件，都是多年工作形成的安排，突然改变，家属也没有现成去处。断水后，子女想办法从管道接水；停电后，只能另拉电线。兰州冬季寒冷，没有正常取暖条件，只能在屋里生炉子，甚至多次出现煤气中毒的危险。
后来，每到冬天，冼恒汉往往要到医院过冬。对一个长期担任军队高级职务的人来说，这种生活落差十分明显。更难受的是，问题处理并未就此固定下来，相关结论仍有调整余地。
1984年，上级重新审查此前的处理意见，删去了部分原有表述，并将他的待遇由师级提高到正军级。职务没有恢复，待遇却发生变化，这个结果说明，早先的责任认定并非没有争议。
冼恒汉经历的，不只是一次免职，而是从地方职务、军队岗位，到长期等待，再到退出现役和搬迁安置的一连串变化。每个决定背后，都牵涉当时军队参与地方工作时的权限边界，以及特殊时期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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