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成了,却疯了,这事先别急着笑。
书里描述的画面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散乱,鞋子跑丢了一只,满脸泥水,在集市上拍着手大笑:"噫!好了!我中了!"
几百年来,读到这儿的人都在笑。可如果你知道他前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大概率笑不出来。
范进考了多少年?从二十多岁考到五十四岁,前后二十多场。
二十多场是什么概念?人生最好的年月,全押在一张卷子上。乡试三年一次,一次落榜就是三年,三年又三年,人就这么熬老了。
最要命的是出榜那天。范进家里已经断炊,老母亲饿得眼睛发花,他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抱去集市,插上草标,想换几升米回来熬粥。
一个马上要当"举人老爷"的人,此刻正蹲在街边卖鸡。
邻居跑来报喜,他的第一反应是:"你哄我呢。"
这四个字,是整场悲剧里最扎心的一句。一个人被踩得太久,连老天爷递过来的糖,他都不敢伸手去接。
要知道范进怕什么?
他最怕的是丈人胡屠户,一个杀猪的。
按理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个屠夫凭什么敢对读书人指手画脚?凭他有肉有钱,这些范进没有。范进想去考乡试,凑不出路费,硬着头皮上门借,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他"现世宝""穷鬼",说他还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被一个杀猪的当众啐脸,还得站着听,这就是范秀才的底色。
古时候秀才这个身份,说好听点是功名起点,说难听点就是个半吊子:名义上脱离了平民,见了县官不用下跪,可朝廷那点廪膳补贴压根不够养家,中秀才后往往又不事生产,日子往往比种地的还紧巴。所以胡屠户敢骂,邻居敢笑,连范进自己都不敢还嘴。
真正区分人的从来不是有没有功名,而是功名能不能换成饭。
但是举人就不一样了。
中举那一刻,范进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
第一,全家免徭役,田赋粮税也不用交。别小看这两条,古代农民最怕的就是徭役和赋税,一家出一个举人,等于全家从国家的账本上被划掉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最实在的版本就是这个。
第二,见官不跪,犯事不受刑。一个县太爷,动不了辖区内一个举人的一根手指头。这是特权,更是护身符。
第三,可以做官。举人就有资格去参加会试、殿试,金榜题名不再是梦;就算不再往上考,也能等着补县里的缺,直接当知县。
第四,也是最隐秘的一条,从今往后,会有人源源不断地把田产"投献"到他名下。
这就要说到书里的那些笑脸了。
报喜的人刚走,胡屠户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上门了,一口一个"贤婿老爷",说自己"这双眼睛可是认得人的"。乡绅张静斋也来了,白送五十两银子,白送一座三进三间的房子。还有人把田地硬往范进名下塞。
他们是在恭喜范进吗?不是。他们是在买"举人"这两个字背后的免税资格。田挂到举人名下就不用交税。这是生意,不是人情。
同一个人,前一天连亲丈人都嫌他穷,后一天满城人抢着认亲。变的不是范进,是他身上的价码。
现在再问:他到底为什么疯?
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撑不住了。
你想想看,一个人被羞辱了几十年,压抑了几十年,忍了几十年的白眼和骂声,忽然间全部作废。那些曾经啐他脸的人开始叫他老爷;那些从不拿正眼看他的乡绅开始给他送房子。这种翻转来得太陡,陡到人的精神根本吃不住。
被压抑太久的人,扛得住苦,扛不住突然的甜。
更讽刺的是救他的那一巴掌。范进疯了之后有人出主意:让他平时最怕的人打一巴掌吓一吓,把痰吐出来就好了。于是胡屠户出手了,把他打醒的,正是把他踩在脚下的人。而打完之后,胡屠户那只手自己隐隐疼了起来,他心里犯怵:果然是天上的星宿,打不得。
从啐脸到不敢下手,只隔了一纸榜单。
故事的结尾常常被忽略:范进没疯。他很快就清醒了,接着又考中进士,做了官,日子过得体面周正。
可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他发疯那一段,而是他清醒之后。
清醒意味着他得回到那个秩序里去,那个曾经把他踩进泥里、如今又把他捧上神坛的秩序。他得若无其事地接受胡屠户的恭维,理所当然地收下张静斋的房子,安之若素地看着别人把田产挂到自己名下避税,并且真心觉得,这一切本该如此。
一个被规则碾碎过的人,痊愈之后,成了规则的受益人。
这才是《儒林外史》最冷的一笔。吴敬梓自己二十九岁才中秀才,此后久困科场,在与官僚、名流的周旋中看够了人性的卑污,才写下这部书。他讽刺的从来不是范进一个人,而是那个把千万读书人赶上独木桥、又只用一张榜单判定人价值的时代。
今天我们读范进,笑着笑着就该停一下。我们之所以能笑,不是因为我们比他聪明,而是因为我们脚下已经不止那一座桥。读书不再是唯一那张牌,人也不必非得靠一个名分,才能被叫作人。
范进的疯留在了书里。但愿它只留在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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