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6年第5期
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现象、成因与预防对策
——基于A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统计分析
作者:刘曙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行江,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汪婷,安徽省庐州人民检察院分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本文系2025年度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课题“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原因及预防研究”(项目编号:WJ2025B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本文基于A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统计数据,对223名在押性侵犯罪未成年人进行实证分析,系统探讨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现象、成因及治理路径。研究发现,犯罪主体以14—16岁、低学历、农村户籍男性为主,熟人犯罪与被害人低龄化现象突出;犯罪成因涵盖法律认知不足、系统性教育缺失、家庭监护失灵、不良社交影响等多重因素。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政府、学校、监狱、家庭与社会五个层面,提出完善立法与普法、强化性教育与心理支持、实施差异化矫治、增强家庭监护能力、净化社会环境等系统化预防对策,构建跨领域协同治理体系,以期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推动涉罪未成年人实现社会融入。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性侵犯罪 实证研究 协同治理
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行为人实施的强奸、猥亵、强迫卖淫等性侵害行为。该类犯罪不仅会严重侵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更反映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性教育与性知识缺失、多方监护缺位等系统性问题。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但增幅明显放缓。A省作为中部人口大省,未成年人性侵犯罪问题仍旧突出。A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统计数据显示,其在押未成年罪犯中,涉强奸罪人员占比达45.5%,其中男性未成年犯涉强奸罪比例为47.8%,女性未成年犯亦达到27.5%。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A省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成因,探索行之有效的防治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与政策参考意义。
本文以A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男犯与女犯监区性侵犯罪资料,从犯罪现象与犯罪成因两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并提出针对性预防对策。
目次
一、当前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特征
二、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成因剖析
三、未成年人性侵犯罪预防对策
一、当前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特征
本文通过对A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223名在押性侵犯罪未成年人(男性203人、女性20人)犯罪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呈现以下特征:
(一)犯罪主体性别、年龄与地域特征凸显
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在性别、年龄与地域分布上呈现出明显差异。性别上,男性占绝对主体(203人,91.5%),女性仅20人(8.5%),男女比例约为10∶1。年龄上,14—16岁为犯罪高发期,男性占66.5%,女性高达80%,这表明青春期中期是性侵犯罪风险最高的阶段。在心理方面,处于青春期中期的青少年性别意识逐步觉醒,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感正处于形成阶段,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情绪波动和社交压力;在生理方面,青少年的身体在青春期中期阶段的变化更加明显,容易产生性冲动,但由于部分青少年缺少正确、科学的性教育指导与法治观念,容易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实施犯罪行为。
地域上,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涉案比例(男性73.9%,女性60%)明显高于城镇(男性26.1%,女性40%),且A省存在明显的省内地域差异,即A省北部地区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数量(男性84.3%,女性65.6%)显著高于A省南部地区(男性15.7%,女性34.4%),这与A省北部地区人口流出、留守儿童多,性教育资源匮乏及家庭监护力量薄弱等现实条件密切相关。
(二)教育缺失与行为表现关联显著
涉案未成年人呈现出明显的低学历特征(男性84.7%、女性90%为初中及以下)。在校期间行为表现方面,“成绩一般偏下”的男性有91人(44.8%)、女性有9人(45%),“经常逃课/违纪”分别为男性38人(18.7%)、女性4人(20%),显示出教育适应不良与行为失范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教育体系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部分学校陷入了“唯分数论”的旋涡,忽视了科学系统的性教育与法治教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学习困难或者存在打架、斗殴、逃课等行为偏差的学生,部分学校未及时开展干预、感化、教育、引导,选择放任自流,致使学生在违法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非典型家庭结构明显,监护功能弱化
虽然核心家庭仍占一定比例(男犯115人,56.7%;女犯8人,40%),但仍有许多未成年犯处于非典型家庭之中。数据显示,男性犯罪人中来自单亲、重组、隔代抚养及留守等家庭的88人(43.3%),女性达12人(60%)。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首个场所,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而言,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非典型家庭结构的占比较高,说明家庭环境的不稳定性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单亲家庭和留守家庭中,由于缺乏父母的日常陪伴和监督,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信息和行为的影响,难以塑造正向的价值观念。
(四)犯罪类型集中,刑期以中短期为主
罪名分布方面,犯罪类型高度集中于强奸罪。在A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所有未成年犯中,有47.8%的男性犯罪人、27.5%的女性犯罪人犯强奸罪;在该未管所犯性侵犯罪的犯罪人中,男性犯强奸罪的比例高达86.2%,女性占比亦有55%。
刑期分布方面,呈现出以中短期徒刑为主的特征(3年以下:男性45.3%,女性55.0%;3—5年:男性33.5%,女性20%;5—10年:男性20.2%,女性25%;10年以上:男性1%,女性0%)。这一刑期分布特征与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相吻合,体现了以教育改造为主的司法理念。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样本显示,男性犯罪人中有160人(78.8%)、女性犯罪人中有15人(75%)的刑期在5年以下,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的犯罪记录封存的条件,对其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有利于帮助其在服刑后顺利回归社会,降低再犯可能性。但仍有一部分未成年犯(男21.2%,女25%)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犯罪记录将无法封存,这也反映了司法机关对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始终坚持严厉惩处的立场。
(五)被害人低龄化突出,熟人犯罪普遍
被害人低龄化现象突出,10岁及以下被害人共7名(3.1%),10岁至12岁被害人15名(6.7%),13岁至14岁被害人约150名(约67.3%),15岁及以上被害人约50名(约22.4%)。其中13岁至14岁的被害人占比最高,这是因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期发育的关键期,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无法独立、正确地处理社交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2岁以下未成年被害人总占比接近10%,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的认知和自我保护能力更为有限,更需要对其给予特别的关注。
此外,犯罪人与被害人关系方面,熟人犯罪特征明显,被害人多为犯罪人的朋友、同学、校友、亲属、老师、学生、邻居等熟人(朋友关系:男性36.5%,女性40%;同学或校友关系:男性10.9%,女性10%)。这反映了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的熟人犯罪模式的普遍。
(六)女性服刑期间矫治难度较为明显
部分罪犯在服刑期间仍存在适应困难与行为偏差问题。男性犯罪人中有39人(19.2%)在服刑期间有违法违纪行为,而女性犯罪人中的比例更是高达84.4%。这一强烈的差异反映出女性未成年犯可能面临更为复杂的心理问题和行为矫治挑战,极高的违法违纪率可能与其易受到同辈影响的特点相关联。
二、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成因剖析
基于实证数据,本文从直接原因、客观原因、根本原因、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五个层面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成因进行剖析。
(一)直接原因:不良社交圈影响与同辈怂恿
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直接诱因高度集中于不良社交圈的影响与同辈群体的怂恿。22.7%的男性及75%的女性犯罪人承认“受朋友或同伴怂恿”,表明同辈负面影响对女性未成年人的作用尤为显著。
同时,不良社交环境对未成年人行为模式产生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交圈普遍存在打架斗殴(男性63.5%,女性95%)、分享色情内容(男性39.4%)等偏差行为,男性犯罪人主要社交对象为“社会青年”的有82人(40.4%)。这种以偏差行为为特征的社交环境,通过群体压力与行为模仿机制,直接诱发未成年人性侵犯罪行为。
(二)客观原因:生理早熟与心理发展滞后的矛盾
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发育的高峰期,性生理功能提前成熟,容易产生强烈的性好奇与性冲动,但其自我控制与后果预见的能力尚未发育健全。男性犯罪人中,有110人(54.2%)承认犯罪的直接诱因是“对性行为感到强烈好奇”。同时,男性犯罪人中93人(45.8%)实施犯罪前“觉得好玩,没有意识到严重性”,140人(69.0%)主观认为被害人“自愿”或“不会反抗”;女性犯罪人中亦有14人(70%)持类似心态。这种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其行为失控、走上犯罪之路的重要客观原因。
(三)根本原因:系统性教育缺失与性认知扭曲
未成年人普遍缺乏正确、系统、科学的性教育以及道德、法治引导,这是其产生犯罪行为的根本原因。近半数犯罪人承认对性知识缺乏正确认识(男性49.8%,女性50%)。他们获取性知识的渠道大多是非正规途径,主要来自“网络”(男性54.7%,女性65%)和“同学/朋友”(男性35.5%,女性80%),而通过“学校老师/课程”(男性21人,10.3%)和“父母/家人”(男性11人,5.4%)等正规渠道获取的比例极低。
网络内容监管缺位加剧了这一问题。男性犯罪人中仅有10人(4.9%)“从未接触”网络色情内容,46人(22.7%)“经常主动搜索观看”;女性犯罪人中亦有19人(95%)曾接触此类不良信息。学校性教育同样严重缺位,男性犯罪人中105人(51.7%)表示“从未上过性教育课”,女性中这一比例也达5人(25%),若加上“性教育课只讲生理知识”(男性32.5%;女性65%)和“学校有性教育但内容不实用”(男性14.3%;女性15%)等情况,接受过有效性教育的比例极低。这种正确引导的普遍缺失,使得未成年人通过非正规渠道形成扭曲的性观念,将侵害行为正常化或娱乐化,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性教育在家庭中也同样匮乏。数据显示,有91名男性犯罪人(44.8%)和8名女性犯罪人(40%)表示在家中“从未谈过性与道德话题”。
这种家、校、社会全方位的性教育缺失,使得未成年人面对性冲动与性好奇时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反而更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以不正确的方式和手段来缓解或压抑自己的性冲动,甚至实施犯罪行为。
(四)内在原因:法律认知严重不足与侥幸心理
未成年犯普遍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这是实施犯罪的内在原因。45.3%的男性犯罪人及相当比例女性犯罪人不清楚性侵是违法或犯罪,且普遍存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轻或不会被抓”的误解(男性52.2%,女性80%)。
同时,未成年犯存在显著的侥幸心理。出于“一时冲动,没想后果”的男性犯罪人有95人(46.8%)、女性15人(75%),抱有“觉得不会被发现”的心理的男性犯罪人有47人(23.2%),女性5人(25%)。这种对其行为后果缺乏理性预估的心理状态,表明这些未成年人未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以及法律约束力形成正确认知,容易产生触碰甚至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
(五)外在原因:家庭监管失灵与社会治理缺位
1.家庭监管失灵
第一,家庭监护职能严重弱化。未成年犯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不与父母同住(男性101人,49.8%;女性15人,75%)。此外,男性犯罪人中75人(36.9%)表示“父母长期外出务工”,78人(38.4%)反映“监护人对其行踪、交友完全不了解”;女性犯罪人中“监护人对其了解不足”的比例更是高达60%,由此可见家庭尤其是父母在监护过程中的缺位和失职。
第二,家庭内部缺少性教育与道德沟通。部分未成年犯(男性91人,44.8%;女性8人,40%)表示家中“从未谈过性与道德话题”。家庭关系方面,部分未成年犯与父亲关系疏远或无联系(男性51人,25.1%;女性3人,15%),与母亲关系不良(男性43人,21.2%;女性3人,15%)。这些数据表明,家庭在监护、教育、情感支持等多个方面的功能失灵,是犯罪的重要外在原因。
第三,家庭教育方式存在偏差。数据显示,有56名(27.6%)男性犯罪人的父母经常采用“严厉批评、责骂”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管教,还有27人(13.3%)表示其父母会以“动手打”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绝大多数女性犯罪人表示,对于其的叛逆行为,虽然父母动手打的很少,但是更多采取不闻不问甚至冷暴力的方式进行管教。这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不仅无法起到正确的教育与引导作用,反而会加剧亲子矛盾,易引发未成年人的逆反心理。
2.社会治理缺位
在社会层面,存在多方面治理不足的问题。在社交环境方面,男性犯罪人主要社交对象为“社会青年”的有82人(40.4%),“看色情内容并分享/讨论”的有80人(39.4%)。未成年犯社交圈均存在“打架斗殴”情况(男129人,63.5%;女19人,95%)。在娱乐场所管理方面,男性犯罪人中常去“台球室”“网吧”“KTV”等娱乐场所的比例均在68%以上;女性犯罪人中常去这些场所更是高达90%,这反映出部分娱乐场所疏于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禁入规定。在社区方面,有65名(32%)男性犯罪人认为“基本没有”适合青少年的活动场所。在网络监管方面,男性犯罪人中仅10人(4.9%)“从未接触”网络色情内容,46人(22.7%)“经常主动搜索观看”。这些社会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共同构成了犯罪的外部诱因和条件。
三、未成年人性侵犯罪预防对策
本文基于前述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现象与原因剖析,结合在男女监区性侵罪犯中收集的数据,从政府、学校、监狱、家庭和社会五个层面,提出系统化、差异化、可操作的预防策略。
(一)政府层面:完善法律法规,发挥政府效能
政府在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犯罪中承担着主导性作用,应通过完善立法、强化执法、推动跨部门合作等方式,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有序的成长环境。
1.完善相关法律并加强普法
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核心的法律保护体系,然而在性侵行为的界定、证据的认定等环节仍存在模糊地带。为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有必要推动相关条款的精细化修订。例如,性同意年龄规则中,年龄相近豁免条款旨在为年龄相近的未成年人之间发生的性行为提供刑法上的豁免。然而,对于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加害人,这一条款并不适用。由于缺少出罪机制,16—18周岁未成年男性与13—14周岁的幼女自愿发生性关系,实践中一般会按强奸罪定罪。域外的治理方式,其多数会加入年龄差的条件。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13.3条规定,对于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若行为人比其年长4岁以上,即便双方自愿,也可能构成性犯罪;而对于年龄差在4岁以内的青少年恋爱行为,法律通常给予一定的宽限。《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87条规定,若行为人与被害儿童之间的年龄差小于3岁,则其行为不受处罚。在我国的法律加入一定年龄差之内的未成年人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豁免条款,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也纳入考量,更有利于发挥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作用。
数据显示,部分未成年犯存在法律认知偏差,这反映出法律知识普及的紧迫性和实效性。政府应当推动建立更加明确的法律责任体系,特别是在网络性侵、校园性侵等新型犯罪形态方面就入罪标准、量刑规范等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同时通过“法律进社区”“校园法治宣讲”等形式,针对未成年人的认知特点,用案例解读、情景模拟、入监开展沉浸式教育等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强化其法治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与辨别能力,纠正“未成年人犯罪无须担责”的错误认知。
此外,对于未成年人接触不良信息与朋友圈等问题,国外有关做法可以适当参考借鉴。如澳大利亚2024年11月通过的《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建议研究出台我国禁止未成年人特别是低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软件或社交媒体相关规定,有效防范网络对其性观念、性认识造成严重危害。
2.加强执法司法与专门学校建设,完善分级干预矫治机制
应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快速响应机制,着力提升案件侦办的专业化水平。具体而言,可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未成年人案件专办小组,吸纳具备心理学、教育学背景的专业人员参与办案的全过程,推行“一次性”取证与询问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因反复询问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的二次心理创伤。
对涉案未成年人,应依法区分情节轻重,采取教育、矫治与惩戒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惩治与帮教相统一,预防再犯。数据显示,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时存在一时冲动、不会被发现的心理,对其行为后果缺乏理性预估,说明法律威慑力的实际传导不足。司法实践中可通过公开部分典型案例(确保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组织涉案未成年人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让其直观感受法律后果,破除侥幸心理。
对于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应充分发挥专门学校的作用。例如,A省高度重视专门学校建设,经过“3+1”试点运行,即在H市、B市、W市及L县各建一所专门学校基础上,加快提质扩容,依法构建全链条制度体系。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与专门学校的衔接机制,强化专业支撑,完善师资配备、课程设置、心理健康保障,推动其坚持“学校”定位,立足“教育”属性,发挥“专门”功能,做实“精准”矫治,并联动社区、家庭开展监督矫治,防止再次违法。
(二)学校层面:系统性开展性教育与法治教育
学校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地,承担着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责任,然而,目前学校的性教育存在着流于形式甚至缺失等问题,需要从课程设置、师资培训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1.将性教育与法治教育纳入必修课程体系
学校应构建循序渐进的性教育课程体系。幼儿园可借助绘本、儿歌等形式,帮助幼儿建立身体意识,理解隐私保护的重要性;小学阶段可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导学生识别潜在危险,掌握有效的求助途径;中学阶段应进一步深化性健康教育与相关法律知识,既要防范学生自身受害,也要避免成为学生加害者。在这一过程中,可参考芬兰、瑞典等国家将性教育设为必修课的成功经验,注重教学内容随学生认知发展而逐步深化,实现从身体认知、人际交往到社会伦理的价值观整合。
学校对性教育课程的缺失与不足,也是导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对此,应在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新版《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基础上,研发适合中国文化的官方性教育教材、绘本、课程和课标,帮助未成年人掌握与性健康、生殖健康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推动预防性侵教育全面纳入义务教育课程,确保从幼儿园阶段起普及身体保护意识。
2.建立心理健康与行为支持系统
学校应配置专职心理教师,将心理健康引导纳入常规工作,并对存在行为偏差、社交障碍或情绪困扰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在技术应用层面,可通过算法分析学生的社交动态与情绪表达等行为数据,为实施早期干预提供指引。实践中,可以借鉴荷兰性教育中“开放沟通、去污名化”的沟通方式,鼓励学生提出真实疑问、教师以平常心参与讨论,这有助于减轻学生在性议题上的羞耻与焦虑。
数据显示,男性犯罪人中98人(48.2%)、女性中13人(65.0%)表示学校在“开设法制教育课程(讲解性侵法律后果)”“有心理老师可倾诉烦恼”“对校园霸凌等行为及时干预”三方面存在缺失。学校应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高危学生进行定期跟踪与干预,防止问题积累和恶化。
(三)监狱层面:差异化矫治与再犯预防
对已经犯罪的未成年人,监狱应承担起矫治与再社会化职能,通过针对性教育、心理矫治和技能培训,防止其再次犯罪。
1.开展针对性教育与心理矫治
根据服刑人员问卷数据,对于“服刑期间对预防再犯有帮助的教育或帮扶”的问题,男性犯罪人中55.7%认为“心理疏导与矫正”有帮助,52.2%认为“性道德与法治教育课程”有用;女性犯罪人中85%认为“性道德与法治教育课程”有帮助,70%认为“心理疏导”有帮助。监狱应根据性别、年龄、犯罪动机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矫治方案,重点帮助未成年犯理解法律、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念,安排心理疏导专业人士,通过个别谈话、团体活动等方式,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学会换位思考,增强责任感。同时,可以在借鉴《美国性犯罪者登记和通知法》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性犯罪登记制度,明确登记机关和要求登记的信息内容,根据性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危险性对犯罪人划分等级,对不同等级的犯罪人规定不同的登记要求、登记期限等。此外,可以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引入未成年人性犯罪者评估量表(J-SOAP-II)、未成年人性犯罪再犯风险评估量表(ERASOR)、未成年人性犯罪再犯风险评估工具(JSORRAT-II)等风险评估工具,结合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形成更具综合性的评估体系,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和治疗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数据显示,性侵类犯罪未成年人在监内违规违纪行为发生率较高,部分人员存在服从管理意识弱、行为易冲动等特点。针对此类情况,监狱管理部门应落实分级处理机制,对于问题个体加强日常行为管控与心理评估,建立专门的矫治流程,重点进行规则教育及情绪调节训练,以阻止不良行为的发生或升级。
2.提供文化与职业技能教育
数据显示,男性服刑人员中56人(27.6%)表示文化补习有助于预防再犯,57人(28.1%)认为职业技能培训有用;女性中这两项比例分别达到13人(65%)和8人(40%)。而在文化程度方面,男犯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有172人(85.2%),女犯中也有18人(90%)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未成年人性犯罪者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凸显文化教育与技能培训的必要性。
监狱系统应联合地方教育部门与职业培训机构,开展系统的文化补习与职业技能培训,既帮助服刑人员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扫盲与提升,也让他们掌握如电工、烹饪、计算机操作等实用技能,并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及妇联、团委、关工委等群团组织,通过岗位推荐、就业辅导等途径,建立未成年罪犯刑满释放后就业支持体系,帮助他们重建生活信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四)家庭层面:强化监护与教育职能
家庭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阵地,其提供的情感关怀与行为引导对未成年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现实中部分家庭因监护缺位或教育方法失当,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提升家庭的监护能力已是当务之急。
1.增强监护意识与能力
数据显示,部分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庭尤其是父母在监护过程中严重缺位和失职。这种监护缺位,使得未成年人在面对外界不良诱惑时无法得到正确引导,易因认知偏差或接触色情信息等原因而产生犯罪的风险。
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是家长的义务,因此,家长必须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对于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8条明确了家长不履行监护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对于未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市、县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接受长达8小时以上、不超过50小时的亲职教育辅导,并收取相应的费用,以确保儿童的权益得到保障。在该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家长”的概念及其职责,并且明确了对“家长”进行监督和惩罚的具体措施,如强制参与、督促改正等。通过制定更具可操作性的措施,有利于规范和约束那些失职的父母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开展家庭性教育与道德讨论
戈夫认为,家庭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关键性因素,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在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找到答案。家庭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主要是指家庭结构、父母职业和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等;“软”环境则是指家庭的人际关系、规则与价值判断等,这些要素都会对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在家庭中,应当形成融洽的氛围,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让孩子正确认识性与道德。
部分未成年犯罪人表示,家中“未谈过性与道德话题”,这一数据揭示了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家长应当将性教育视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沟通方式。例如,在子女幼年时期,可通过共同观看科普视频并讨论等方式,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身体认识,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可在家庭讨论中引入性伦理、法律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并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
(五)社会层面:共建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
健康的社会环境是预防未成年人性犯罪的重要保障,其建设需要多方合力。
1.加强娱乐场所管理
人在环境中理念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对于个人极其重要。罗伯特·J.桑森普认为尽管童年时期对人的一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与关键社会团体的接触和互动,个体的改变是有可能的。这都向我们传递着社区作为未成年人的生活地域,在未成年人矫正中有其特有的作用。
数据显示,大量未成年犯罪人经常出入娱乐场所,如网吧、KTV、酒吧等,这些场所往往存在复杂社交环境,易传播色情信息、滋生不良行为,未成年人长期接触易受诱导,容易造成行为偏差,增加实施性侵犯罪的风险。
娱乐场所作为经营主体,必须严格履行人员核查责任。应当严格遵守《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KTV、电竞房、台球室、游戏厅(非法定假日)等场所需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禁入规定,杜绝未成年人进入;同时,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大巡查频次,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场所依法从严处罚,通过“严监管+重惩戒”倒逼场所规范经营,从空间上切断不良环境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为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筑牢第一道社会防线。
2.发挥社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区作为未成年人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景,其配套设施完善度直接关系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早在1929年,美国的芝加哥地区项目就揭示了社区环境和未成年人犯罪率的关系,该项目显示,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只是一个社会学习的简单过程。
社区活动场所的缺失,亦会导致未成年人缺乏健康的课余活动空间,易因无所事事接触网吧、KTV等不良场所。对此,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补充力量,需发挥专业优势开展针对性服务。例如,社区内规划建设儿童之家、青少年活动室等专属空间;社区可邀请社会组织定期开展法治宣传讲座,结合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案例,普及性自我保护知识与相关法律后果;对于社区内留守、单亲等特殊家庭未成年人开展“一对一”帮扶,通过心理疏导、学业辅导等服务,缓解其成长压力。
结 语
未成年人保护任重道远。基于A省的实证数据,分析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特点和原因,可以认识到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是一个涉及个体心理、学校教育、家庭环境、社会文化的多因性问题,仅仅靠某一个部门的努力远远不够,必须构建起系统性的跨部门、跨领域治理体系,推动政府、学校、家庭、监狱、社会多方联动。只有通过持续而系统的努力,才能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坚实而温暖的保护屏障,助力他们走向更加光明、健康的未来。
(注释及全文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6年第5期)
第10830期
安徽检察新媒体出品
终审丨郭伟 二审 丨吴荧
来源丨《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
编辑丨李昂
投稿邮箱丨ahjcxm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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