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与苏丹交界的沙漠里，有一块约20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两国领土夹在中间，像一座孤悬在陆地上的“岛屿”。
坊间传说这里埋着矿产甚至石油，埃及和苏丹却都不肯认领它，它就是比尔泰维勒。这个尴尬局面的根源，要追溯到英国殖民苏丹的那段历史。
同一段历史，也给苏丹留下了一道几十年都没有愈合的伤口。
哪个国家最古老，往往牵动民族自豪感，各国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但现有联合国会员国中哪个建国最晚，答案是确定的：南苏丹。
苏丹在1956年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此后几十年，这个国家因为南苏丹问题陷入漫长的内战，无数人因此丧生。对于这场内战，英国难辞其咎，甚至可以说负有最大的责任。
19世纪以前，今天苏丹的北部地区已经基本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也使用得相当广泛，但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一个能统一大部分地区的封建政权。
宗教和语言上的相近，并没有自动带来政治上的统一。
当时实力最强的是芬吉苏丹国。它控制着北部尼罗河沿岸最精华的农耕区，占据着最肥沃的土地，但控制力相当薄弱。
境内从事农耕和游牧的各个部族都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名义上服从苏丹国，实际上各管各的事。富尔苏丹国等其他政权也各自统治着一片区域。整个苏丹更像是许多政权和部族拼接起来的松散格局，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再往南，在今天的南苏丹，生活着丁卡人等信仰原始宗教的部族。他们与北苏丹人在信仰、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差别很大，南北之间既有往来，也有冲突。
南北之间的冲突、奴隶贸易都由来已久，埃及扩张又使这些矛盾进一步加剧。
这一点很重要。南北苏丹的差异早已存在，外部势力的介入又把原有矛盾推向了更大的规模。
这种局面在1821年被埃及人的入侵打破。以西化改革闻名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为了掠夺苏丹的金矿和人力资源，于1820年派儿子伊斯梅尔率军攻入苏丹，灭亡了芬吉苏丹国。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推行改革，需要大量的财富和人力，苏丹的黄金和人口正好填补这个缺口。在苏丹建立统治后，他设立了一套较为现代化的官僚体系，以奴隶和现金等形式向当地征收赋税，再把得到的奴隶送到埃及服役和劳作。
这套制度效率很高，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多地从苏丹掠夺财富。
问题恰恰出在“以奴隶纳税”这一条上。在这种制度的刺激下，奴隶贸易在苏丹成了一门热门生意。奴隶贩子借宗教差异为掠夺辩护，南方信仰传统宗教的部族成为受害者。许多北苏丹的部族首领和军官，为了凑足上缴开罗的贡赋，纷纷向南深入南苏丹劫掠奴隶。
对北方的首领来说，这是完成任务、积累财富的手段；对南方的黑人部落来说，却是一场接一场的灾难。族人被成批抓走，村落被反复袭击，他们对北方伊斯兰教徒的仇恨也一天天加深。原有的南北矛盾，就这样被制度化的掠夺进一步加深。
苏丹南北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激化。
进入19世纪后期，英国对埃及的控制不断加深，苏丹的身份也随之变化。直到1899年，英埃共管制度才正式建立。英国人开始直接参与苏丹事务，此后苏丹的命运便与英国紧紧绑在一起。
1877年，因在中国统领“洋枪队”而出名的戈登，被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任命为苏丹总督。当时的总督府里既有英国人，也有埃及人和土耳其人，是一个代表多方利益的政权。各方在苏丹各有盘算，政令很难统一，这也注定了总督府的权威并不稳固。
1880年，戈登因与埃及政府政见不合，辞职离开了苏丹。
总督府内部的分歧，在这时已经暴露无遗。而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缝，很快就会被一股来自苏丹本土的力量利用。
戈登离开的第二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苏丹人自称伊斯兰教的救世主“马赫迪”，率领信徒向埃及发起圣战，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中的“苏丹马赫迪起义”。
马赫迪政权奉行原教旨主义，要求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并希望征服周边所有异教徒，用伊斯兰教同化整个南北苏丹。这意味着，南方部族面对的不再只是奴隶贩子的劫掠，还有对他们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改造。南北之间的鸿沟，又被推深了一层。
战场上的局面出人意料。当时英国控制下的埃及军队，已经沦为一支战斗力低下、混日子的部队。
刚刚兴起的马赫迪政权缺少火器，大部分士兵拿的还是弯刀等冷兵器，按理说根本不是对手。可装备现代火器的埃及军队却屡屡被马赫迪军队击败，先进武器也被缴获，反过来壮大了起义者。大半个苏丹很快落入马赫迪政权手中。
局势失控后，已经卸任的戈登被英国重新派回苏丹担任总督。他于1884年回到喀土穆，在被围约十个月后，于1885年1月26日城破时被杀。这位曾在中国声名显赫的军官，最终没能挽回英埃在苏丹的统治。
戈登之死让英国颜面扫地。1896年，英国开始组织军队，准备重新征服苏丹。
1898年，英埃联军击败马赫迪的继承者，马赫迪国家随之瓦解，苏丹重新回到英国的掌控之中。
此后的英埃共管时期，实权握在英国人手里，南北之间的隔阂并没有被弥合，反而在殖民管理下被固定下来。从埃及时代的奴隶劫掠，到马赫迪政权的宗教同化，再到英国的分而治之，南方积累的怨恨一层压一层，最终在独立后化为几十年的内战。
比尔泰维勒的尴尬身份，也诞生在英国重新掌控苏丹之后。1899年，英埃共管协定把北纬22度线定为埃及与苏丹的政治边界。1902年，英国为方便管理游牧部落，又划了一条行政边界：线南侧的比尔泰维勒交给埃及代管，线北侧临红海的哈拉伊卜三角区交给苏丹管理。
两地都归英国掌控时，两条线并存无伤大雅。等到两国独立，问题就出现了。
哈拉伊卜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濒临红海，价值远高于比尔泰维勒。埃及坚持1899年的边界，哈拉伊卜便归埃及；苏丹坚持1902年的边界，哈拉伊卜便归苏丹。谁开口认领比尔泰维勒，就等于承认了对方的划界依据，在哈拉伊卜问题上自动认输。于是两国都争大的那一块，小的这块谁都不肯伸手。
至于矿产和石油，比尔泰维勒是干旱的沙漠和山地，有游牧和淘金活动，但缺乏可靠的公开油气储量数据，所谓资源丰富多半是对周边地质的推测。即便真有资源，也抵不过哈拉伊卜的分量。
一块两国都不要的荒地，一道撕裂南北的伤口，背后是同一段殖民史。比尔泰维勒的归属争议留在地图上；而苏丹南北的隔阂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代价要用几代人的生命去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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