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二月，一纸来自南京的公文让整个上海滩的士绅阶层骚动起来。
签发这道公文的，是时任江苏省长的韩国钧。此次的公文内容只有寥寥数行，核心意思却很明确：上海从江苏省划出去，成立特别市，直属中央。当时的上海还只是江苏辖下的一个道，与苏州、常州平级。
一个省长主动把自己的地盘往外推，这在民国官场上几乎闻所未闻。更耐人寻味的是，韩国钧做这件事时已经六十八岁，第二次坐上江苏省长的位子才两年多。
古人讲，“居官必有所守，去官必有所为。”
清朝末年，韩国钧在河南武陟当知县，黄河沁河一发水就留下满地沙石，老百姓管那些地叫“石田”。
别人想着报灾请赈，韩国钧却琢磨出一套翻沙试种的法子，让人每距三尺掘一沟，后掘的沙填进先掘的沟里，如此反复叠进。
只用不到三个月，武陟的“石田”大半恢复了耕种。
这件事传开后，河南官场都知道有个韩知县不光会断案，还会治地。
韩国钧断案也确实快，曾经一天判了二十六桩案子，处理完已到半夜，还要骑马出去巡三十里，第二天照常办公。
说到韩国钧在民国初年的声望，离不开一个细节。
当年江苏各县代表联名推荐省长人选时，有人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吾省民国以来，名公巨卿不可悉数，而最负重望者则二人，一为紫公，一为张公季直。”
这里的“紫公”就是韩国钧，“张公季直”便是张謇。
能与状元实业家张謇并称，足见韩国钧在江苏士绅心目中的分量。
韩国钧和张謇、张一麐一起，被时人唤作“江苏三老”。
有意思的是，韩国钧的官声并非来自什么惊天动地的政绩，而是靠一件件具体的事慢慢积累起来的。
1913年韩国钧第一次出任江苏民政长，正赶上兵灾之后，他忙着抚恤、安民、恢复秩序。1922年他再度主政江苏，又碰上军阀混战的乱局。韩国钧夹在各方势力之间，能做的事有限，但从不敷衍。
就像主持上海建市这件事，韩国钧从表面看是为了避免上海沦为苏浙军阀交战的战场，实际上里还是他一贯的思路，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安排。
我们今天回头看，上海后来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1925年那道划出去的公文，算是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称韩国钧“上海之父”。这个称呼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上海建市确确实实在韩国钧手上启动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韩国钧已经辞官回乡十二年，在海安老家编书、治水、办教育，过着一个退休士绅的日子。
按理说，这个年纪的人完全可以关起门来安度晚年。
但韩国钧没有。
在淞沪会战打响后，韩国钧在海安中山堂公开发表演讲，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组织人员募捐，所得款物全部送往前线。
淞沪战场上牺牲的烈士灵柩经过海安时，韩国钧商请地方各界设公祭，动员民众奋起抗战。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送来《救国公债委员会议决案》，韩国钧当场签字，带头捐款。
一个已经八十岁的老人，做不了别的，就把自己能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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