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陕西延安府,巡按御史马懋才站在一处荒村外,看见几个灾民围着半截枯树忙活。有人用石块砸树皮,有人把剥下来的树皮捆成小束,还有一个孩子蹲在旁边,盯着那堆粗糙的纤维发愣。

村外不远处,原本有一条河。河床已经露出,泥土裂成一块块硬片,裂缝深得能塞进手指。别说鱼虾,连水草都找不到几根。

这幅场景,正好回答了一个常被后人提出的问题:既然饿得吃草根、啃树皮,为什么不去河里抓鱼虾?

听起来简单。

可真正的饥荒,从来不是一顿饭没有着落,而是土地、河流、粮仓、体力和秩序一起出问题。等到百姓开始争抢树皮时,许多能够下锅的东西,早已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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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懋才后来在《备陈大饥疏》中写道,陕西灾情严重时,百姓八九月间争采蓬草,到了十月,蓬草吃尽,只能剥树皮;树皮吃光以后,又去挖山中的石块。

这段记载没有铺陈太多情节,却把饥荒写成了一个不断下沉的过程。粮食没有了,寻找替代物;替代物没有了,再寻找更差的东西。每退一步,人的生存余地就少一层。

延安一带的旱情,关键不只在于田里收成减少,而在于水源本身被切断。长时间没有降雨,井水下降,池塘见底,河道断流。牲畜先受不了,草木紧跟着枯死,水里的鱼虾也很难继续存活。

有人会说,河流不可能全部干涸,总会有深水处。话虽如此,却忽略了一个现实:灾区并不是只有几个人去捕捞。一个村庄、几个乡镇,甚至成片的百姓,都在寻找食物。

河里若还有鱼,最先动手的往往是尚有力气的人。他们拿着竹篓、木叉,甚至徒手摸索,把能够捉到的水产迅速取走。等更多人饿到只能出门寻找时,浅水处早已空了。

剩下的鱼虾,可能藏在淤泥、石缝和深水草根之间。要找到它们,需要涉水、弯腰、等待,还要有工具和力气。一个连续多日只喝稀粥的人,走路都发飘,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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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中的食物,不能只看能不能吃,还得看取得它需要付出什么。

一把长在路边的蓬草,弯腰就能拔。树皮就在村口,拿刀或石片便能剥下。鱼虾却要下水,要捕捞,要清洗,还要承担溺水、受伤和感染的风险。

这是一笔残酷的账。

对身体尚且强壮的人而言,抓鱼或许值得一试。对老人、孩子和病弱者来说,去河边奔波,可能还没找到食物,就已经倒在半路。树根和树皮营养极低,却有一个特点:不用走得太远,也不用消耗太多体力。

有意思的是,灾民并非不知道鱼肉比树皮好吃。恰恰因为知道,他们才会在有条件时尽力捕捞。问题在于,等到史料里出现“采蓬草”“剥树皮”这些字样,往往意味着普通食物早已被搜寻殆尽。

江南水乡的情况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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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河网密布,水源通常比西北丰沛,但水多不等于食物一定多。水灾来临时,河流突然暴涨,田地被淹,房屋被冲毁,水面裹着泥沙、杂物和腐败之物。百姓首先要做的是逃命,根本没有条件安稳捕捞。

洪水退去后,鱼虾也未必留在原来的河道。它们可能被冲散,可能钻入淤泥,也可能随水流进入更远的地方。等灾民返回村庄,面对的是倒塌的房屋、泡烂的粮食和被污染的水源。

水灾之后,常常还会接着发生蝗灾或疫病。蝗虫啃光庄稼,灾民便把目光投向野菜、草根和树皮。水乡能够提供水,却不能保证每个饥饿的人都能从水中获得食物。

食物还涉及保存。

鱼虾离水后容易腐坏,夏季尤其如此。古代没有稳定的冷藏条件,盐也不是家家都能拿来大量腌制的东西。捕到几条鱼,只能尽快吃掉;一旦超过保存时间,腐败的肉类就可能引起腹泻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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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饥民而言,腹泻不只是难受。身体本就缺乏粮食和水分,再连续失去体液,很快就会陷入危险。河里的鱼虾即便存在,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救命粮。

树皮也并非安全食物,蓬草更谈不上滋补。只是相比腐败水产和来路不明的肉类,它们容易晒干,能够暂时存放,也可以煮成稀糊,让胃里有一点东西。

“能撑几天,也得撑。”

这样的想法,不需要谁教。人在绝境中,计算的不是口味,而是今天能不能熬过去。

古代社会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捕捞工具并不普遍。渔民靠此为生,手中有网、有船、有经验;普通农户平日靠土地吃饭,未必有合用的渔具。河水上涨时,没有船只更不敢贸然下水。

有人可能会问,不能用木棍、竹篮,或者把河水围起来吗?小规模捕捞当然可以,但围水需要时间,也需要多人配合。饥荒越严重,人的体力越差,村庄内部也越难维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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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乡民曾对同伴说:“河里若还有鱼,早叫人捞走了。”

同伴答道:“那就去找树皮,至少不用下水。”

这几句朴素的话,未必见于史册,却符合灾荒中的选择逻辑。不是百姓不懂得取舍,而是他们的选择空间已经被灾害压缩到极窄。

树皮能够成为口粮,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就在熟悉的生活范围内。村旁的榆树、柳树、槐树,百姓知道哪些部分可以尝试,哪些树皮过于苦涩。经验不能让它变成好食物,却能减少试错。

然而,树皮吃多了也会造成严重后果。人体需要蛋白质、脂肪和多种营养,单靠纤维无法维持正常身体机能。饥民看似填饱了肚子,身体却仍在迅速衰弱。

这正是饥荒可怕的地方:胃里有东西,不等于人已经脱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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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更严重的时候,观音土、泥土、石块之类的东西也会被吞下。它们能够带来短暂的饱胀感,却无法提供生命所需的营养,还可能造成腹胀、便秘,甚至堵塞肠道。

马懋才记载的“挖石块而食”,并不是一种奇异习俗,而是食物链条彻底断裂后的表现。粮食没了,野草没了,树皮也没了,人在饥饿驱使下只能把目光投向不能吃的东西。

再往下,便是社会秩序的松动。

饥民会离开村庄,前往城镇和交通要道寻找粮食。有人结伴逃荒,有人卖掉家产,有人把孩子托付给亲戚,也有人因饥饿铤而走险。马懋才记录过灾民结伙为盗的情况,他们的理由并不复杂:坐着等死和冒险求食,结果都可能是死亡。

这不是替盗行为开脱,而是说明灾荒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的处境。当粮食价格飞涨,普通人手中的钱也买不到东西,法律和道德便要面对极大的压力。

官府设粥棚,能够救急,却很难覆盖所有灾民。粥需要粮食,粮食需要运输,运输又要经过道路和治安状况的考验。一个地方开了粥棚,附近的饥民便会赶来,人数很快超过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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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懋才说过类似“粥有限而饥者无穷”的话。这样的困境,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人是否尽力,因为灾荒一旦扩大,地方仓储、交通和救济都会承受压力。

更麻烦的是,饥荒常常伴随疾病。

人吃不饱,身体抵抗力下降;尸体无人及时掩埋,饮水又受到污染,疾病便容易扩散。灾民集中在城门、道路和破庙周围,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原本不算严重的病症,也可能夺走性命。

所以,鱼虾并不是古代饥荒中的万能答案。旱灾时,水域消失;水灾时,捕捞困难;灾情拖久以后,鱼虾又会被大量捕尽。即使偶尔抓到,也未必能够保存,更未必适合体弱的灾民食用。

真正决定百姓能否活下来的,是粮食储备、水利条件、交通能力和救济体系。个人能不能抓到一条鱼,只是其中极小的一环。大规模灾荒面前,单靠个人寻找食物,很难抵挡连续数月甚至更久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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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记载,崇祯十三年,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都出现严重饥情。那时不少地方已经到了树皮吃尽、掘墓取食的地步。史书寥寥几笔,背后却是无数家庭的粮缸见底,是老人和孩子逐渐失去力气。

晋惠帝时期流传下来的“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被后世反复提起,是因为它暴露出一个事实:没有亲身接触过饥饿的人,很难理解粮食短缺到底意味着什么。

同样,站在河岸边想象“为什么不抓鱼虾”,也容易把灾荒看成一道脱离环境的算术题。可在真实世界里,河水会干,鱼会被捞尽,人会失去力气,食物会腐坏,疾病会趁虚而入。

崇祯元年的陕西,山坡上的蓬草越来越少。有人把草根洗净,有人将树皮切成细条,放进破锅里反复煮。锅里没有油,也没有盐,只有浑浊的水和一点勉强能够吞咽的纤维。

村外的河床仍然空着。

那位老人抬头看了一眼,转身继续剥树皮。手上没有工具,指甲缝里全是泥土,脚边那捆树皮很轻,却是这户人家当日能够找到的全部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