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延安的窑洞里，张浩正在向同志交代工作。那时的他已经病得不轻，却仍惦记着前线局势。相比战场上中弹牺牲的将领，这类因长期劳累、旧伤和疾病离世的人，往往少被提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迅速开赴华北。部队缺医少药，行军条件极差，许多干部长期奔波在敌后，吃住没有保障，身体本就容易透支。张浩和周建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
张浩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他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是林氏家族中较早投身革命的一员。林育英、林育南、林育容三兄弟，都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名字，其中林育容后来以林彪之名为人所熟知。
林育英参加革命很早。大革命失败后，他曾赴苏联学习，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具备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内部的分歧仍未完全消除，张国焘坚持南下，给红军行动带来严重困难。
1936年，张浩受命参与说服张国焘北上。他与张国焘有旧交，又有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经历，因此沟通时更容易取得对方信任。据有关回忆，张浩曾明确劝说：“红军主力必须统一行动，分开走，前途只会更加危险。”
这场劝说并非几句谈话就能解决。张国焘有自己的判断，也曾试图另立中央。张浩所做的，是反复说明北上会师的必要性，帮助红军最终实现会合。可以说，他在这一关键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张浩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共同负责部队建设与作战。那支部队后来成为太行山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张浩既要抓政治工作，也要处理部队扩编、干部培养和地方动员，事务十分繁重。
遗憾的是，长期积劳成疾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1938年，张浩病情加重，被安排离开前线，到延安休养。医疗条件有限，战争环境又没有真正改善，休养并未让他的病情得到根本好转。
1942年3月6日，张浩在延安病逝，年仅45岁。那一年，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部队既要作战，又要应对封锁和物资匮乏。张浩没有等到抗战胜利，但他在革命组织工作和统一红军行动中的作用，不能只用“因病去世”一笔带过。
另一位将领周建屏，经历则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生涯。他祖籍江西金溪，出生于云南宣威，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辛亥革命时期，他受到新思想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又进入黄埔军校，接受系统军事训练。
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常被并称为近代中国著名军事教育机构。周建屏先后接触其中两处，具备一定军事素养，但他的真正成长，还是在长期战斗中完成的。
参加红军后，周建屏从基层带兵做起，经历南昌起义以及中央苏区的创建和保卫，先后担任连、营、团级指挥员，并逐步成长为师级干部。他的职务变化，不只是履历上的升迁，更意味着承担的战斗责任不断加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建屏多次负伤。那个年代，部队转移频繁，战斗接连不断，伤口还没有完全恢复，新的任务便已经到来。有人劝他休息，他常说：“部队正在打仗，不能因为个人伤势耽误行动。”
这种选择在当时并不罕见，却会给身体留下难以逆转的损伤。抗战全面爆发后，周建屏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副旅长，随部队进入华北敌后。旧伤反复发作，最终使他的身体再也难以支撑。
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在河北平山病逝，享年46岁。此时抗战才刚刚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根据地的建设远未稳定，他本可以在军事指挥上继续发挥作用，却因多年积累的伤病倒下。
需要说明的是，八路军高级将领中，后来因病去世的还有关向应。关向应是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1946年7月21日病逝，享年44岁。但1946年已经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年份，因此严格按照“抗战时期”来讲，张浩和周建屏才是题目所说的两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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