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调查期间，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和军事委员会书记罗亦农对没有查清情况都非常遗憾，特别是次年9月闻知林伟民因骨结核恶化医治无效在广州病逝的消息后，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表示，终有一天，我们要将该案查个水落石出，但可惜的是，罗亦农的愿望没能实现，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罗亦农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六天后英勇就义于上海。
时隔二十七年，上海市公安局“505小组"在整理旧警局档案时发现的一纸仅有寥寥数语的材料，这纸材料，先是在旧上海公共租界虹口捕房的档案室保存了十五年，又在汪伪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库房里积压了八年，1949年上海解放，旧警局档案被新政权接管，又过去四年多，终于重见天日。
具体来说就是“505小组”在梳理虹口捕房遗留密档时，意外发现一张民国十五年的泛黄财务收据，成为重启悬案调查的核心突破口。
这张简易收据是虹口捕房绝密特费账目，详细信息清晰可查：支出类别为社会特费，金额五十银元，受领人化名“老桑”，代领人为虹口捕房华捕情报二组组长白仁发，开具日期为：民国十五年元月十八日，这恰好与1926年1月18日林伟民医院遇险时间完全吻合。
根据当时租界警务章程，“特费”是捕房绝密经费，分为内部特费与社会特费。内部特费通常指的是外勤侦探在执行隐蔽任务时的支出，比如跟踪某个目标时，目标进了饭店、酒吧、舞厅、戏院等公共场所去消费，侦探视情认为有必要时就得跟进去，因为这种场所通常会有多个进出口，不跟进去目标没准儿就开溜了。
侦探进去后，就要与目标一样，也得消费，否则就显得各色，那就容易被人家识破了。这种开支，当然是不可能向商家索取发票、收据的，都是事先凭上司签署的单子向财务领取一笔钱钞，执行完任务后列出开支记录明细去跟财务结账，多退少补。直到这时，财务账册上方才有正式记载。至于侦探去执行什么任务或者开支是否有问题，财务是无权过问的。
社会特费则比较简单，专门用于收买线人情报、临时雇佣人员、购置行动道具，全程高度保密，无需明细公示，仅由外籍财务主管单独记账，是租界当局获取地下情报的核心经费渠道。
虽然仅仅是一个收条，但对于“505小组”来说，上面的时间节点却令他们一阵兴奋。因为上面列出了需要注意的重大悬案发生地、旧警局具体单位、时间节点等，马上就和1926年林伟民在公济医院遇险事件联系起来。
“505小组”瞬间锁定线索关联：这张收据正是虹口捕房为获取林伟民住院情报，向线人“老桑”支付的赏金凭证。后续档案进一步查实，1926年1月25日，白仁发领取十五银元专项赏金，该笔赏金于1月18日行动失败后大幅缩水，足以佐证抓捕行动失利、情报价值打折的史实。
“505小组”组长、曾潜伏旧警局的地下党员老周结合租界警务规则精准研判：线人“老桑”向白仁发密报林伟民住院的绝密情报，捕房据此精准部署抓捕行动，因我方提前预案、成功脱险，行动彻底落空，外籍督察大为恼怒，将原定五十银元赏金克扣至十五银元。
该核心线索即刻层层上报，经市局领导研判，正式将此案移交“103专班”全权侦办。专班主任卢禄定、副主任水顺风商议后，敲定由专班第一侦查组组长冯春扬牵头承办这桩二十七年前的历史悬案，代号“七号案件”。
冯春扬时年四十二岁，浦东川沙人，出身钳工，十三岁进厂当学徒，早年投身工人运动。此后他以修理五金器皿为掩护，专职收集、传递地下情报，长期扎根沪上隐蔽战线。
1942年，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浦东建立武装根据地，冯春扬正式参军，负责支队驻沪情报站工作。遵照组织指令蛰伏上海、待命潜伏。
上海解放后，冯春扬正式归队，被分配至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特侦二科担任组长，而科室科长正是卢禄定。他带领的组员皇甫汉、陆斯力，均为解放前入党的青年地下党员，擅长交通联络、情报侦查，思维活络、作风扎实。三人搭档三年，配合默契、沉稳高效，遇事冷静不急躁，被全局戏称为“慢郎中”小组。
1953年“103专班”组建，卢禄定第一时间将冯春扬三人调入专班，编为第一侦查组，专职负责重大疑难政保悬案。专班成立十日，各组纷纷领案开工，唯有一组静待指令，三人沉稳待命、不骄不躁，深知重任终将落于自身。1953年5月10日，七号案件正式交由冯春扬全权侦办。
当日午餐时分，三人围坐复盘案情，正式启动侦查工作。冯春扬回忆，1922年他曾亲眼见证林伟民的革命风采：彼时林伟民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托赴沪筹建上海海员工会，在船厂附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登台演讲、鼓舞工人士气，干练的作风、出色的口才，令在场数千工人深受震撼，也让年轻的冯春扬铭记终身。
三人初步研判，案件核心突破口唯一：找到化名“老桑”的告密线人。但难题显而易见：时隔二十七年，时局几经更迭、人员流离失所，“老桑”仅为代号、无真实姓名、无户籍信息，人海茫茫、踪迹难寻。退而求侦查组确定首轮侦查方向：从白仁发入手，顺着租界情报网络链条，反向追查“老桑”身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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