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1日，绵阳。倪润峰走了，八十二岁。
消息很短，几家财经媒体转了转，配了一张他早年的照片。照片里的倪润峰穿着深色西装，眉头习惯性地锁着。长虹的老人看到这张照片，大概都会想起同一个称呼：“倪老板儿” 。四川人把老板叫“老板儿”，员工私下里这么叫他，大概觉得亲切些。可亲切归亲切，在电梯里碰见他，空气还是会凝固几分钟。
1985年，倪润峰当上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的时候，四十出头。这个厂子做的是机载雷达，天上用的东西。军工订单往下掉，日子紧了，他得给两万人找活干。他有一句口头禅，大会小会都说：“厂长就是给职工找活干的，给企业找效益的。 ”找活干，就得转。他选了电视。抢在政策“关门”前夜，引进了国内最后一条彩电生产线。一个做雷达的军工厂，开始做老百姓看的盒子。
真正让长虹站到台前的，是1996年那场价格战。洋彩电大举进来，同样的东西，外国牌子卖得贵出一大截。3月26日，倪润峰宣布长虹全面降价，幅度百分之十八。他赌的是中国老百姓不是不认国货，是怕国货不如洋货。那就把价差拉到让人愿意试一次。到年底，长虹等国产品牌在全国彩电市场的份额冲到了七成以上，中国每卖出三台彩电，有一台是长虹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这句话，是他先喊出来的。那个年代，一个做电视的人说这种话，底下的人是会信的。
倪润峰在长虹内部，不是让人如沐春风的领导。长虹内部流传两句话，一句是“倪润峰当家让人受不了”，另一句是“长虹没有倪润峰不行”。两句话同时成立，才是真实的他。
他管厂子管到了苛刻的地步：早上7点50开班会，迟到三次除名；上班前不能喝酒，不能穿便装，女士不能穿高跟鞋、不能戴首饰。彩电调试组有一个技术尖子，在全省比赛拿过第二名，上班时间溜出去打了十分钟游戏机。倪润峰要除名。中层来求情，说这是长虹的“状元”。他回了一句：“在长虹铁的纪律面前没有例外，今天放他一马，明天就带不好上万长虹人。”
设计二所所长徐李健，对彩电设计有过实打实的贡献，上班时间溜出去十来分钟结算股票。倪润峰拿到调查报告，思考了一个星期才签那张撤职令。签的时候动了真情，说“为了长虹更好，你就重新从一般员工干起吧”。专家楼没了，奖金系数没了，一样都没留。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人有用。他只是认定，一支两万人的队伍，松一寸，垮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
他也有算错过的时候，而且错得不小。1998年，他判断彩管会紧缺，斥巨资囤积了全国约七成的货源，想靠控制上游来稳住长虹的位置。这个局后来没有按他设想的方向走，成了长虹由盛转衰的一道坎。一个靠判断力打了半辈子胜仗的人，最后被一次判断绊住了。复出之后他自己说过，长虹的“大企业病”，是他一手造成的。
2004年7月，六十岁，他退了。通知来得很突然。当天晚上长虹开临时董事会，开到中途，大家才想起董事长倪润峰缺席，有些手续必须由他完成。最后的办法是：由倪润峰电话口授，公司办公室主任记录。他就以这种方式，告别了执掌十九年的长虹。没有告别演说，没有谢幕。
退休后他几乎不露面。每年长虹岁末联欢会请他去，他坐在台下看完节目，起身就走，不多说什么。早年落下的腿疾让他走路一直不太方便，有时候要拄拐，有时候坐轮椅。可认识他的人说，他还是自己开车，六十岁以后也开。那个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到老都没有卸下来。
今天写他，很容易写成两种极端：要么是“彩电大王”的传奇，要么是“独断专行者”的教训。可那些在长虹流水线上站过的人，那些在1996年用半年积蓄搬回第一台大彩电的人，记住的是另一回事。
一个做雷达的军工厂，做出了老百姓买得起的大彩电。一个山东口音、把“人”说成“银”的厂长，让中国彩电在洋品牌面前挺直了腰。他硬，硬到让身边的人紧张；他敢赌，赌错过，也赌对过。那个年代的企业家，身上都带着一股“这事我不干谁干”的蛮劲，倪润峰是这股蛮劲里最不掩饰的一个。
彩电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可往前推三十年，一个普通家庭能把一台大屏幕彩电搬进客厅，背后站着一个在绵阳厂区里皱着眉头、跟所有人较劲的人。
他走了。那个时代也跟着又走远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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