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夏天,甘肃金塔县甲渠候官遗址的沙堆里起出一捆松木简,编号六八号探方,一共十一枚。简是松木削的,字是汉隶,记的是一桩逃亡案:建武五年九月九日,第四隧隧长王长从戍所里消失,劾状末尾四个字,“逃亡至今”。出土时麻绳捆痕还印在木片上。
抓逃兵的办法不靠城墙。居延边塞的外侧留一条翻松的沙带,宽窄不一,撒上细沙,人马踩过必留脚印,这条带子叫天田。每天清晨,隧卒沿着沙带走一遍,看有没有新脚印,叫“日迹”。简五一·四一一写着:“日迹,行廿三里,久视天田中,目玄,有亡人越塞出入它部界中。”二十三里走下来,眼睛看花了,人还是过去了。
天田是要算考课的。甲渠候官次吞燧的簿册上,天田有八十步没有整理,负一算;悬索三行损坏不换,负七算;羊头石少二百个,也记一笔;窗子破败负二算,墙体不刷白灰负十六算。一算折一百二十钱,一个燧长的年俸七千二百钱,四十四算罚下来,罚钱五千二百八十,从俸里扣。
逃亡的记录是成批的。学术界把这批材料统称居延汉简,甲渠、肩水两都尉府的簿籍并起来,能数出几十起“亡卒”“亡人”的案子。一九三〇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掘出第一批一万余枚,一九七二年以后甘肃的考古队在原址再掘,又得两万余枚。简上的年份从汉武帝末年排到东汉中叶,两百多年。
简六八·六九记得最细。居延常安亭长王闳,伙同攻虏亭长赵常,加上客民赵闳、范翕等五个人一起跑,走时盗走官兵财物值一千钱以上,各带大刀、剑、铍一件,各持锥、小尺、刃箴。简文说他们“阑越甲渠当曲队塞从河水中天田出”,是顺着河水漫过的天田缺口出去的。五个人里两个亭长,三个百姓。
王长那桩事更冷。建武五年九月八日,第四守候长原宪与令史谭酒后争吵,原宪拔剑刺伤谭,骑马回第四隧,取走剑一、弩一、箭十一支,还有装三斗干粮、五斗米的大革橐,往甲渠塞西南逃走。第二天,把原宪逃亡经过告到候官的王长,自己也走了。他告发的是顶头上司。
通缉的文书有固定格式。简三〇三·一五五要求:吏卒民屯士有逃亡,要把郡县里名、姓名、年龄、身高、形貌、所穿衣服、初亡年月日、同行人数逐项上报。文书沿驿传回原籍,地方按这些特征查人、查家属。名籍上连肤色都写:某,年卅,壮,黄色,无须。抓回来的,简上多半只写四个字,“捕得,斩”。
《汉书·匈奴传》留下一句实话:“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边塞上的人听说匈奴那边日子好过,只是烽燧盯得紧,走不掉。这句话写在长安的简册上,跟居延的劾状对得上,一个在朝堂上承认,一个在烽燧里执行。朝廷能做的,只是把候望排得更密。
日子紧在口粮上。戍卒没有俸钱,靠官府廪食,大男每月三石,折六十四斤;使男七岁到十四岁四十六斤;未使女六岁以下二十五斤。燧长算小吏,当曲燧长刑晏七月的俸是“禄帛三丈”,折钱六百。家属的口粮,要自己去候官问,问不到就得等。廪食迟一天,燧里就断顿。
走的人里,基层小吏不少。候长、燧长擅离岗位叫“私去署”,简里屡见。有人溜回田舍收庄稼,手下的隧卒趁这个空当越塞。甲渠簿册记过燧长侯京、候长樊隆“皆私去署”,报上去定的是“罪当死”。一队人守几十里塞墙,主官不在,墙就是空的,烽火也没人点。
罚则另一头也硬。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的军法写着:“儋乏不斗,斩。”临阵退却就斩。居延简二七·二四记一名中级军官没追回逃兵,罚金四两。四两金对一个靠廪食养家的小吏,是几个月的口粮,也是一家人过冬的粮。军法管阵前,边塞管日常,两套罚则夹着同一个人。
逃的人并不都是被掳走的。简文里“亡”字后面跟的,多是戍卒自己的名字。有人带走官弩和箭,有人空手走进戈壁。王长的劾状里没有他携带物品的记录,一件都没有。他从第四隧出去,天田上留下最后一串脚印,日迹卒报了,追捕没有结果。戈壁上没有水,走出去多半死在半路。
官府的网不止天田。烽燧外面有悬索,两根木桩之间拉几道绳,人翻过去绳就松;有狗笼,狗笼的插销丢了也要罚;有“天田不划”的考课条目。一片沙地、几道绳、几只狗,加上每月造一次的簿,就是边塞全部的眼睛。东西坏了要修,修不好要罚,罚的是粟和钱。
简牍把循吏和逃卒记在同一批木头上。同一座烽燧,白天记“卒四人,一人省,一人车父,在官已见,二人见”,夜里记谁不在。戍卒来自二十七个郡国,服役动辄数年,家里的田由妻儿勉强种着,赋税一分不能少。边上的粮不够吃,家里的粮也不够吃。
三万多枚简里,王长只占十一枚。写劾状的令史叫嘉,时间是建武六年正月十三日,距王长出走四个月零四天。状辞按格式走完,最后落在“不忧事边”四个字上。四个月零四天,够一个人从居延走出很远了。此后简里再没有他的名字,也没有捕得的记录。
王长的妻子来过候官。某年十月,她亲自跑到甲渠候官治所,问丈夫的月廪食为什么迟迟不发。简上没有记她的名字,也没有记候官怎么答复,只记了这趟问粮。第二年九月,她的丈夫从第四隧走出去,再没有回来。一家的口粮,从此断在边塞的账上。
这批简的运命也值得记一笔。一九三〇年掘出的那一批,先运到北平,抗战期间远渡美国寄存,一九六五年运回台北;一九七二年以后出的那批,存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两次发掘隔了四十年,挖的是同一片烽燧,记的是同一批戍卒的账。简上的字大半清晰,少数被沙磨去。
天田是一种很笨的装置,它只能证明有人走过,不能说明为什么走。居延的戍卒每天除沙、伐茭、养马、修亭,日迹只是其中一项。汉简把边塞的账记得极细,草少三石、石少二百、绳松一寸,都有人负责。账越细,越显得那些走出天田的人,是账本上唯一算不清的一项。
从行政技术上看,居延的系统几乎是完美的:有名籍、有日迹簿、有举劾、有追捕、有连坐,环环相扣。它的漏洞不在条文,在执行的人。守夜的人自己也想走,这套系统就只剩下纸面上的严密。制度能管住脚步,管不住脚步的方向。
假设你是第四隧那个日迹卒,清晨沿沙带走到二十三里,看见一行新脚印通向塞外,脚印的主人昨天还跟你蹲在同一口锅边吃饭,你会把这行脚印记进簿子吗。
参考文献: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 李均明《汉代屯戍遗简中的“天田”与“日迹”》,《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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