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三十一岁。

那天是腊月十九,我记得特别清楚。厂里提前半天放了假,说是线路检修,电工班的一帮人下午就不用上岗了。我骑着那辆嘉陵摩托往家走,后座绑着从集市上买的两条冻带鱼和一兜子砂糖橘。风刮得脸生疼,可我心情不坏——年终奖刚发下来,不多,六千四,但够给陈莉买那件她念叨了俩月的羽绒服了。

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拿钥匙捅了半天锁眼没捅开。门从里面反锁了。我寻思是不是她午睡睡沉了没听见动静,就绕到后窗那边想敲敲玻璃。后窗的窗帘没拉严,留了一道两指宽的缝。

我凑过去一看,整个人就定在那儿了。

床上两条白花花的身体,叠在一起。陈莉的头发散在枕头上,脸朝着窗户这边,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她上面那个男人我认得,姓方,方建明,她们办公室的主任,四十七八岁,平时见了我总拍我肩膀叫小老弟,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肚子挺着,皮带系在肚子下头。

我听见自己牙关咬得咯吱响。手里那兜砂糖橘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塑料袋子蹭着墙皮往下滑,橘子滚了一地,有几个滚到鸡窝边上,老母鸡扑棱着翅膀咯咯叫。

屋里的动静停了。陈莉睁开眼,视线刚好撞上窗户缝里我半张脸。

她“嗷”一嗓子就坐起来了,拿胳膊护着胸口,方建明猛地一回头,脸上的肉抖了一下,紧接着就去扯被子往自己身上裹。我掏出手机隔着窗户缝拍了三张,闪光灯自动亮了,屋里两个人被晃得拿手挡脸。

“孙立军!你听我说——”陈莉喊得嗓子都劈了。

我没吭声,弯腰把地上没摔坏的砂糖橘捡回袋子里,又把摩托后座那两条带鱼解下来搁在窗台上。然后推着车出了院门,脚踹着打火,骑出去大概二里地才觉得手心全是汗,车把都攥不牢靠。

晚上我在厂里值班室猫了一宿,睡的是电工班那张破沙发,弹簧硌着腰。第二天一早我去打印店把照片洗了出来,四寸,彩色的,三张一共花了四块五。然后我回村找了支书老赵,又喊了我连襟大勇,当着他们的面把照片往桌上一拍,说房子是婚后盖的,存款一人一半,陈莉那份我不要,但她得把当初我爹掏的那三万块养老钱吐出来。

老赵抽着烟没说话,大勇脸涨得通红,骂了一句“这娘们儿”,抄起电话就要打给陈莉她爹。我拦住了,说算了,越快办完越好。

离婚证是腊月二十八拿的,赶在年根底下,民政局那大姐还劝了两句,说大过年的你俩别冲动。陈莉站在旁边哭得眼泡肿得老高,嘴唇哆嗦着想拉我袖子,我把手抽回来揣兜里,从头到尾没跟她说一句话。

出了民政局大门她追上来,在我身后喊:“孙立军你站住!你就不问问我为啥?你就这么走了?”

我跨上摩托,脚踩着打火棍,突突突的声音把她后半截话盖过去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蹲在马路牙子上,新买的那件红羽绒服拖在泥地里。

过完年我把工作辞了,卖了摩托,揣着分的那点钱去了乌鲁木齐,我表哥在那边包了个小工程,让我过去管材料。走之前我把手机号换了,连我亲妈都没告诉新号,只说到了地方安顿下来再联系。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一鼻子,说大过年的你这是闹哪出,我说妈你别管了。

到新疆头一年我谁都没联系,闷头干活,白天在工地上盯水泥标号,晚上就睡在板房里头,炉子烧得再旺后半夜也冻得脚发麻。开春化雪的时候路边翻浆,我那双棉鞋底子泡透了,脚趾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我表哥看着我直叹气,说立军你这是拿命在熬。

第二年慢慢缓过来了,开始能跟工地上的人喝酒说笑。有个四川的劳务队长叫老魏,精瘦精瘦的,顿顿离不了辣椒,看我一个人怪可怜,老喊我去他租的平房吃火锅。一来二去混熟了,他问我家里啥情况,我就说离了,没孩子,别的没提。老魏也不多问,只闷头往我碗里夹毛肚。

第三年我攒了点钱,跟老魏合伙买了台二手铲车,在米东那边接些零活儿。活儿不多的时候我就蹲在路边看人家下象棋,新疆时间比内地晚俩钟头,夏天十点了太阳还挂在天山尖尖上,金灿灿一大片铺过来,照得人睁不开眼。我有时候看着那光就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枣树,枣子熟透了掉地上,陈莉蹲着一颗一颗捡。

第四年冬天我表哥接了个大活儿,要去南疆修公路,问我去不去。我寻思换个地方也行,就跟着去了。在和田那边待了大半年,风沙大,一天吃进嘴里的沙子能有一把。也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了阿依古丽,她是项目部食堂帮忙的,三十出头,男人前年出车祸没了,带着个六岁的丫头。她不怎么爱说话,但每次打饭都给我多舀一勺肉,拿馕的时候挑烤得最焦的那个,说焦的香。

我动了心思,可没敢往前迈那一步。晚上躺在帐篷里听着外面风刮得帆布噼里啪啦响,我就翻来覆去地想,想我是不是真的把陈莉那事儿翻篇了,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

第五年开春工程结束,我跟着表哥回了乌鲁木齐,在老魏那个片区租了间正经房子,一室一厅,带暖气有厨房,我买了个电磁炉,偶尔自己煮点面条。日子过得下去,可心里那个坑还在,填不满也挖不深,就那么搁着。

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二道桥那边拉料,路过一个菜市场门口,老远看见一个卖干果的摊子前头站了个女的,穿件黑底碎花的连衣裙,正弯腰挑巴旦木。那身条我太熟悉了,后背肩胛骨微微凸出来,左边腰窝那里有颗小痣,以前夏天她穿短袖我老拿手指头去戳。

我脚底下跟灌了铅似的,原地杵了能有半分钟。她挑完干果直起腰,把袋子往手包里塞,一转头就看见了我。

她瘦了,颧骨比以前明显,眼角的纹路也深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那样,看人的时候带着一股子不依不饶的劲儿。她的嘴张了张,手里的零钱掉在地上也没去捡。

“孙立军。”她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有点抖,可脚底下迈得又快又急,三步两步就拦在我面前。“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我来拉料。她跟没听见似的,一把攥住我手腕子,攥得指甲都掐进肉里了。“你站住,你给我说清楚,那年你为啥说走就走?连个屁都不放一个,电话换了,家也不回了,你把我当什么了?”

市场里人来人往的,旁边卖孜然的维吾尔族大爷探头往这边瞅。我挣了一下没挣开,她劲儿还挺大。

“你说话呀!你到底为啥?你就那么恨我?恨到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我看着她那张脸,五年了,那口气我以为早就散了,可这会儿从胃里往上翻,顶得嗓子眼发紧。我低下头凑近她耳边,把憋了五年的话撂了出来:“纯粹嫌你脏。”

她手一松,整个人往后退了半步,脸上的血色刷一下就白了,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没说出话来。我转身就走,走到我那小货车跟前拉开车门,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干果摊前头,摊主正弯腰帮她捡掉在地上的巴旦木。

我打着火把车开出去,拐上主路等红灯的时候,手搁在方向盘上直抖,跟当年骑摩托那天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