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就没断过。那些险关要隘、渡口城池,有的一城得失,就能牵动整个战局,史书里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多年前,孙武在《孙子兵法·地形篇》里写得明白:“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那会儿没有飞机坦克,山川峡谷就是最硬的装备,谁占了地利,谁就先握住一半胜算。
什么叫兵家必争?说白了,要么给军队提供易守难攻的雄关,要么给大军让出一条进军的通道,要么能源源不断输送兵马钱粮。这类地方又分两种,一种卡在边防线上,比如山海关、锦州,是国门;另一种在中原腹地,比如徐州、襄阳,是攻取大片经济区的跳板。这类边防要塞几乎都在北方,历史上几次改朝换代的大仗,多半是从北往南打,唯一的例外是明朝,而朱棣又从燕京起兵靖难,把这点缺憾也补上了。
够不够格当必争之地,要看四样东西。一是人口,战争终究要靠人,入主中原争的就是稠密的兵源。二是资源,最要紧的是粮食,像乌巢那样的囤粮之地,一失就连累整场战役,此外马匹、铁器、盐铁产地都是争夺目标。三是交通,隘口、渡口、河汊、城池,行军和后勤都压在这上面。四是政治象征,首都、宗庙、大本营,夺下来能瓦解对方的斗志。一座城往往四样占了好几样,这才被反复争夺。
《孙子兵法》能讲出这番话,靠的不是空谈。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就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墓主下葬时距孙武不过几百年,竹简上的文字与今本基本对得上,那段“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从此有了实物佐证。
从东北进入华北,最要紧的一道门是锦州。它扼守辽西走廊,西北是燕山,东南是渤海,山与海之间只留出一条狭长通道,不走锦州,就得绕道蒙古荒漠,行程陡增。明末这里打成了绞肉机。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击退,负伤加上痈疽,死在退回沈阳的途中,并非死在锦州。他的儿子皇太极接着打,1642年松锦之战破松山、俘洪承畴,困守锦州的祖大寿举城投降,清军这才拿下关外除宁远外的所有城镇。而在此之前,皇太极就曾绕道蒙古,于1629年己巳之变中破口入关,直逼北京。
锦州一破,挡在京津面前的就剩山海关。它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被称作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城门洞开,骑兵就能长驱直入华北平原。明末吴三桂据守的,就是这道关。
往西看,大同地处晋冀蒙三省交界,有“北方锁钥”之称,是全晋的屏障、北方的门户。占了大同,向东能进北京,向南能直取太原、洛阳。北魏从这里南下,蒙元也从这里长驱直入,失大同则北方难保,东晋、北宋对北方的被动,都与这一线的失守有关。
明朝把北边防线归纳成九个军镇,统称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一路排开。嘉靖年间绘制的《九边总图》上,关隘、城堡、山川、海防标得密密麻麻,明朝的半副身家,都压在这条防线上。
九边最西端,是嘉峪关,明长城到此收尾,与远在渤海的山海关遥相呼应,人称“天下第一雄关”。它卡在河西走廊最窄处,有河西咽喉、连陲锁钥之称,出了关就是茫茫戈壁,丝绸之路的商队和戍卒,都要从这座城门进出。
嘉峪关与大同之间,横着一块河套。黄河在这里拐出一个“几”字,水草丰美,自先秦起就是游牧民族南下的末后据点,向东威胁北京,向南逼近长安。中原王朝强盛时,夺河套是必修课,战国赵国、秦汉、隋唐都在此屯田筑城;西晋、北宋版图上缺了河套,北方边患就始终压不下去。
转到内地,徐州古称彭城,北倚鲁南山地,南瞻江淮平原,有“五省通衢”之称。它坐落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上,看着无险可守,被称作四战之地,可放大地形图就会发现,这里群山环抱、河网密布,汴水、泗水绕城而过,兼具平原与山地双重优势,既能大军团决战,也能凭地利设伏。秦末项羽自立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看中的就是这处水运枢纽和粮产兵源。从秦末到近代,但凡涉及全国的战事,徐州无一幸免。
徐州一带的汉墓里出土了大量画像石,石上刻着车马出行、胡汉交战的场面,骑兵执戈、战车疾驰,汉代人把当年的征战直接凿进石头里,也印证了这片地方自古战事频繁。
南北交汇的腰眼上,是襄阳,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之称。北方政权拿它,可以直逼荆州、武汉,控制长江;南方政权守它,就能保持北伐的势头。城南是汉江,三面环水、土地肥沃,是个能自给自足的据点。宋元之间,襄樊之战从1267年打到1273年,整整六年,元军调来波斯工匠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督造回回炮,巨石“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先破樊城,守将吕文焕最终开襄阳城投降。金庸笔下郭靖守襄阳的故事,原型就是这场血战,六年之后,南宋灭亡。
往西进入秦巴山地,汉中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中间是汉中盆地,号称“汉家发祥地”。取四川必走汉中,控制了它,西南入蜀、西北进甘肃、东北逼西安、东南下襄阳,四面都能出手。当年刘邦以汉中为基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终成就四百年汉室;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夏侯渊,取汉中称汉中王,奠定蜀汉格局。
诸葛亮后来以北伐为志,主动出兵其实是五次,《三国演义》里“六出祁山”是小说家的归纳,每次出兵,大本营都设在汉中。《史记·苏秦列传》记下了汉中的水路之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顺汉水而下,四天就能打到楚国腹地,这才是汉中真正的分量。
汉水汇入长江,江畔是荆州。它是大禹九州之一,因境内荆山得名。春秋战国时,楚国在此建都郢,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整整411年,是当时南方第一大都城。白起破郢后,秦在此置南郡、建江陵。千百年来,荆州城墙几度平毁、几度重建,“铁打荆州”之说一直流传。
荆州以下的长江,曾是赤壁鏖兵的战场。金代画家武元直笔下的《赤壁图》,大江峭壁、惊涛拍岸,一叶扁舟漂在江面,千年之后还能让人想起那场借东风、烧连环的水战。长江沿线的城池,从来都是水战与陆战绞在一起的死局。
再往下,武昌扼守长江,是九省通衢的核心节点,东南政权控住它,就能屏蔽上游、割据江南。三国时孙权攻取武昌,以此为基地全据江南;清军南下,武昌一失,南京门户大开。南明弘光年间,拥兵武昌的左良玉没有迎敌,反而在1645年借“伪太子”之名打出清君侧旗号,率数十万部众顺江东下,半路病死,军队后来降清,江淮防线就此崩溃,南京很快陷落。
把这十座城在地图上连起来看,会发现一条暗线:它们几乎都卡在水边。锦州临渤海,山海关靠海,徐州握汴泗,襄阳依汉江,汉中据汉水,荆州、武昌守长江。古代大军的命门在后勤,一车粮陆运千里,路上人畜就要吃掉大半,而一条船顺水能载数万斤,运量是车马的几十倍。争夺城池,争的其实是水运的码头和渡口,城墙只是结果,河流才是原因。
再往深看一层,必争之地的名单会随经济重心移动。汉唐定都长安、洛阳,防务重心在河套、大同,防的是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北对峙成了主流,襄阳、徐州、武昌的权重陡然上升,汉江长江变成主战场;到了明末,东北方向的锦州、宁远又成为新的焦点。山川地理没有变,是人口和赋税的重心在走,战火跟着钱袋子走。
今天再看那些城关,嘉峪关的夯土墙还立在戈壁上,山海关的老照片里,城门下站着几个穿长衫的人,银雀山的竹简静静躺在展柜里,墨字依稀可辨。当年千军万马争的那些地方,如今风吹过去,只剩城砖上一层一层的旧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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