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台北，于右任病榻前留下几句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位国民党元老晚年最难排遣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与大陆故土隔绝的痛楚。
这份遗憾，并非突然形成。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长期担任国民党要职，曾任监察院院长。身处国民党高层，他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上的局限，却也保留着文人的直率与知识分子的良知。
1938年，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从国外回到重庆。经王炳南介绍，屈武在《新华日报》门市部楼上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没有急于谈空泛道理，而是提醒屈武：“要从政治上帮助于先生认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
这句话，后来成了屈武陪伴岳父多年时始终遵循的原则。周恩来清楚，于右任不是坚定的左派，却有民族气节。这样的人，未必立场鲜明，却可能在关键时刻作出公正判断。
1939年冬，汪精卫投敌后，重庆内部仍有暗中破坏抗战的势力。周恩来请屈武转告于右任，希望他在国民党内部仗义执言。于右任听后十分愤怒，明确表示不能容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造成重大伤亡。屈武把事情经过告诉于右任时，这位老人拍案说道：“这不是破坏合作吗？我一定要讲话！”
话说出口，他很快又沉默下来，叹道：“讲了又有什么用呢？”这句叹息，比激烈的斥责更能说明处境。于右任看得清是非，却难以撼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
后来，他听说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刊登皖南事变真相而坚持斗争，感慨地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但在民族大义和人格操守上，于右任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
于右任对蒋介石的不满，还来自监察院的现实困境。他曾坚持弹劾涉及权要的贪污案件，却遭到阻挠，一气之下离开重庆，前往成都。周恩来得知后，称赞这是对独裁作风的有力揭露，并让屈武前去陪伴老人。
那段时间，于右任精神压力很大。有一夜，他梦见蒋介石持刀刺向自己，惊醒后把屈武叫来交谈。屈武劝他不必把梦当成现实，于右任却说：“蒋介石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这件小事未必能证明什么，却反映出于右任对身边政治环境的深深不安。周恩来后来分析认为，蒋介石还要利用于右任的元老身份，不会轻易加害他，但于右任该坚持的事情，仍然不能退让。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南京方面曾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参与其中，周恩来也通过屈武转达意见，希望于右任留在南京，等解放军进入后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
周恩来甚至表示，若南京拒绝和平协定，届时可以派飞机接于右任北上。于右任听到后很受触动，但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对屈武说，身边到处都是监视自己的人，想留下来，恐怕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当日清晨，国民党方面派人来到于右任住处，催促他立即离开南京。于右任试图拖延，对方却不断催逼，最终将他带上汽车送往机场。
他先去了上海。屈武问，能否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于右任回答，南京既然能够强行把他带走，上海同样难以保证安全。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在选择去留，而是在被局势和特务系统推着走。
屈武后来奉周恩来之意前往新疆，参与推动新疆和平解放，未能继续陪伴岳父。于右任经香港前往北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最终被带到台湾。周恩来得知后，曾深感遗憾。
在台湾晚年，于右任不断写诗怀念乡土。1964年11月10日，他病逝于台北。临终前留下的诗句中，有这样两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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