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九月十七日，安徽当涂县衙二堂的东梢间里，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的人蹲在地上，把三只小铁秤砣依次挂上秤杆，将一锭十两的中锭放上铜盘。
秤杆尾梢微微翘起来。
他伸手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剪银用的钢剪，在那锭银子边角上铰下一小块，丢进铜盘。
秤杆平了。
二堂的窗纸被风顶得一鼓一鼓。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簌簌地落，衙役扫过一遍，过一刻又铺了一层。
他把银子一块一块码进一只旧木匣，匣底垫着半张去年的《缙绅录》。
十两一锭的中锭共十八锭，另有三只五两的锞子，外加碎银一小包。
合起来，三百两整。
这三百两银子不是县库的公帑。
县库的账他每月都要盘一遍，那上面的数目他闭着眼也背得出，和眼前这些白晃晃的物件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匣子里的银子是他从到任那年冬天起，每个月从俸银里扣出二两，从养廉银里扣出八两，又在每年春秋两季的“节礼”中截下少许，再加上发妻去世时娘家陪过来的一对银镯熔了，积了整整四年零七个月。
每一块银子上都有他指甲掐过的痕迹，因为他验成色的时候总习惯用指甲在边角上轻轻划一道。
他要拿这笔银子去买一个东西。
不是田，不是宅，也不是古董字画。
他要买的是本省巡抚衙门里一个“委署”的缺。
当涂县在长江边上，圩田多，漕粮重，太平军已经到了下游，江面上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
有了委署的扎子，他就能把现在的“署理”二字换成实缺，再往上游挪一挪，挪到一个不挡太平军锋镝的地方去。
他已经四十七岁了，没有进士出身，以捐纳入仕，在安徽的候补班子里熬了快十年。
若再不动，下一任知县到任之日，就是他卷铺盖回山西老家之时。
他把匣子合上，用一块蓝布包袱皮对角系紧，打了个双环结。
然后他朝门外喊了一声。
“阿福。”
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圆脸，短眉，穿着一件灰短褐，腰间系着一条草绳。
阿福是家仆，跟了他六年，从山西一路跟到安徽。
他不识字，但认得路，也认得人，办事从不多嘴，回来也不多话。
“送到城南刘家渡口，刘老爷船上。”
他把包袱递过去，声音压得很低，“刘老爷是我同年，昨日到的，船尾插一面白边蓝底的旗。你见了旗就递，说‘张老爷奉还前借的二百两，另有一百两是赆敬’。听清了？”
阿福接过包袱，掂了掂，揣进怀里，又把短褐外面的腰带紧了紧。
“老爷，是刘家渡口，白边蓝旗。”
“去吧。不要走大街，穿巷子。”
阿福出去以后，他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
桌上摊着一份刑名幕友起草的禀帖，说的是南乡圩董呈报圩堤渗漏、请拨岁修银两的事。
他看了两行，眼睛却停在“岁修”两个字上，脑子里转的却是另一个念头：三百两银子递出去以后，委署的公文大约二十天内可以下来。
届时他得先给巡抚衙门的门政送二十两，给布政使司的经承送十两，再留出五十两做赴新任的盘缠。
剩下的，他要寄回山西，给老母亲做养老的嚼谷。
日头偏西的时候，阿福回来了。
他的脸色比出去时白了一层。
短褐的前襟上沾着一片泥点，像是跌过一跤。
他站在二堂的门槛外面，两只手垂着，嘴唇动了两下，没有说出声。
“递到了？”
张廷瑸问。
“递……递了。”
“刘老爷说什么？”
阿福抬起头来，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没见过的神色。
那种神色让张廷瑸手里的茶碗在半空中停住了。
“老爷，”阿福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小的到了刘家渡口，见着白边蓝旗的船了。船尾站着一个穿孝的姑娘，小的问‘是刘老爷的船么’，那姑娘点了头。小的就把包袱递过去，照老爷吩咐说了。那姑娘接了包袱，进去了。小的在岸上等回话，等了半炷香，没人出来。小的又不敢催，就回来了。”
张廷瑸把茶碗搁在桌上。
“你见着刘老爷了？”
“没有。从头到尾只见着那个姑娘。”
“她穿的什么孝？”
“白布衫子，白布鞋，头上扎着白绳。像是重孝。”
张廷瑸站起来，走到窗边。
老槐树的影子已经拉到了台阶下面。
他站了大约十次呼吸的工夫，转过身来。
“你走的时候，船上挂白布没有？”
阿福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两只手绞在一起。
“小的……小的不记得了。”
他又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坐下，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名帖，提起笔，写了一行字：“顷闻旌舟抵埠，未及趋候。适有薄物奉贻，聊佐途次。明日当亲诣舟次。”
他把名帖交给阿福：“你再跑一趟，把这张帖子递到船上。看清楚了，船尾是什么旗，船头有没有挂白。回来告诉我。”
阿福接过帖子，转身就跑。
这一次他去了不到一个时辰。
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阿福站在灯影里，喘着气说：“老爷，船尾是白边蓝旗，船头挂了白布。小的把帖子递进去，里面出来一个老家人，接了帖子，问小的‘你家老爷是张老爷？’小的说是。老家人说‘我家老爷上月二十三日在芜湖病故了，灵柩昨日到埠，明日一早开船回江西。这银子我们小姐收了，说等扶柩回去安葬了老爷，再设法奉还。’小的问他家小姐怎么称呼，老家人说‘我家小姐姓刘，闺名小的不敢说。’”
张廷瑸坐在椅子里，没有动。
他面前的桌上还摊着那份禀帖，圩堤渗漏，请拨岁修银两。
窗外已经全黑了，院子里有衙役在点灯笼，铁钩子碰着竹竿，一下一下地响。
刘老爷死了。
刘老爷叫刘锡嘏，和他同一年捐的知县，同在安徽候补，同在巡抚衙门里递过履历，同在去年冬天的一桩钱债互控案里做过居间调人。
他们算不上深交，但彼此知道对方的底细。
刘锡嘏是江西人，家里没有田产，候补的这些年全靠同乡接济，后来连接济也断了，去年冬天把最后一点体己拿出来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选用”的班次，指望能轮到实缺。
他上月去芜湖，是听说芜湖道台那里有一个厘金局的差事可以谋，结果差事没谋到，人死在了客栈里。
现在，三百两银子落在了刘锡嘏的女儿手里。
张廷瑸把那份禀帖合上，又打开，又合上。
他重新拉开抽屉，翻出一本蓝布面的小册子，那是他私人的记账簿。
他在“咸丰四年九月十七日”下面写了一行：“付阿福送刘宅赆敬三百两。”
写完了，他看了这行字很久。
他可以明天一早赶到渡口去。
阿福递帖子的时候，老家人说“明日一早开船”。
只要他天亮之前到，那三百两银子还没有离开当涂县境。
刘锡嘏的女儿是个闺阁中人，父亲新丧，扶柩回籍，身边只有一个老家人和几个船夫，他若说银子送错了，要当面取回，对方未必敢不还。
一个知县在县境之内要回一笔错送的银子，无论从哪一头说都占着理。
可那姑娘说了一句：等安葬了老爷，再设法奉还。
“设法”两个字像一根细刺，扎在他眼皮底下。
他见过太多候补官员死后灵柩停在会馆里、眷属靠同乡敛凑才能回乡的事。
刘锡嘏在安徽没有根基，江西老家有没有田产他不知道，但看刘锡嘏生前连最后一点体己都拿去买班次的光景，家里恐怕不会比县衙二堂里这三只小铁秤砣更值钱。
那姑娘穿的是重孝，白布衫子白布鞋，头上扎着白绳。
一个穿重孝的姑娘带着灵柩上路，身上若没有银子，从当涂到江西，船钱、饭钱、过关卡的使费，每一步都是逼死人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灯笼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青砖地上，又长又薄。
老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在风里打旋。
他叫来阿福。
“你明天天不亮就去渡口，看着那条船开走。不要上船，不要说话，就在岸上看着。船开了，你回来。”
阿福应了一声，转身要走，又停住了。
“老爷，银子……不要了？”
“不要了。”
他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阿福走了以后，他回到二堂，打开那只木匣。
匣子空了，垫底的《缙绅录》上留着一圈银锭压出来的印子。
他把匣子合上，放回抽屉，然后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州县须知》，翻到“亏空”那一卷。
县库的账他比谁都清楚，下个月要给藩司衙门解一笔地丁银，数目不大，但按规矩要先垫解后领款，垫解的银子他还不知道在哪里。
他把书合上，吹了灯。
第二天午后，阿福回来说，船天不亮就解缆了，顺着江往下游去了。
白布挂在船头，白边蓝旗还在船尾。
船上没有别的人，就是那个姑娘、老家人和四个船夫。
张廷瑸听完，只说了一句：“去把户房的书办叫来。”
户房书办姓周，五十多岁，绍兴人，在当涂县衙做了二十多年，经手过七任知县的账。
张廷瑸把空匣子推到他面前，说：“我有一笔私银三百两，昨日错送在刘锡嘏刘老爷的灵船上。刘老爷是江西候补知县，上月殁于芜湖。这笔银子我眼下不打算追，但年底藩司要盘库，我私账上这笔亏空不能挂在县库的账上。你替我想个法子，从别处挪一笔出来，把这三百两的窟窿先补上，利息我私下认。”
周书办翻了翻眼皮。
“东翁，三百两不是小数。县库里的银子一文是一文，挪不动。要补这个窟窿，只有两条路：一是从南乡圩堤岁修银里先借，等秋后漕粮折色下来再还；二是找城里的钱铺借，月息一分五，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十四两的利钱。”
张廷瑸没有立刻接话。
城里的钱铺他借过。
去年冬天刘锡嘏那桩钱债互控案里，他居中调停，自己掏了二十两给原告做盘缠，那笔钱到现在还没补回来。
月息一分五，一年五十四两，他拿什么还？
他的养廉银每年不过八百两，扣掉师爷束修、衙门公费和给上司的节礼，能落进自己口袋的不到二百两。
“从圩堤岁修银里先挪。”
他说，“但不要动南乡的。你从北乡的岁修银里借，北乡今年的堤已经修过了，账上还有余。明年春天南乡修堤之前，我从漕折里还上。”
周书办没有再多问。
他合上册子，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转身来。
“东翁，小的多一句嘴。刘老爷的眷属扶柩回江西，路上若出了事，这笔银子就是死无对证。东翁不追，是厚道。可万一将来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说东翁以三百两银子买一个‘义’字，传到巡抚衙门里去，于东翁的官声未必是好事。”
张廷瑸抬起头来，看了周书办一眼。
“我买的是我自己的心安。”
周书办退了出去。
两个月以后，委署的公文下来了。
不是当涂，是更上游的东流县。
东流在长江南岸，背后是山，前面是江，太平军的船队还没有到过那里。
张廷瑸把当涂的县务交割清楚，带着阿福和一只旧箱子上路。
那只旧木匣他留在衙门的抽屉里，没有带走。
到东流的第三个月，他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江西彭泽县寄来的，封皮上写着“安徽东流县张大老爷台启”，落款是“彭泽刘门陈氏”。
他把信拆开，里面是一张对折的毛边纸，字迹端正但笔画有些发颤，像是写字的人握笔的手还不够稳。
信上写着：先父刘锡嘏于咸丰四年九月在芜湖病故，蒙张老爷赠银三百两，得以扶柩归里，安葬祖茔。
今春已将家中田产变卖大半，先凑得一百两，托票号汇至安庆，兑条附在信内，请张老爷持条往取。
余下二百两，容当陆续措还。
他把信看了两遍，又看了看信封里那张夹在信纸中间的兑条。
兑条是安庆“鼎新”票号的，一百两，凭条取银，认票不认人。
他把兑条和信一起放进抽屉，没有去取银子。
一个月后，他又收到一封信。
这一次是从彭泽亲自来的一个人，一个穿青布衫的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
妇人自称姓陈，是刘锡嘏的遗孀。
姑娘站在她身后，低着头，两只手攥着衣角。
陈氏说，兑条汇出以后，迟迟不见东流这边去取，她怕票号那边出了岔子，就亲自来一趟。
她说家里变卖田产得了一百二十两，又向亲戚告借了三十两，凑了一百五十两带来，加上兑条上的一百两，共二百五十两，先还这些，剩下五十两明年春天一定还上。
张廷瑸请她们在二堂坐下，让阿福去倒茶。
陈氏不肯坐，站在椅子旁边，把那番话说完了，从怀里掏出一只蓝布小包，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是几锭大小不一的银子，有十两的中锭，也有三两五两的锞子，碎银用一块红纸包着，上面写着“足纹五十两”。
张廷瑸看着桌上的银子，又看了看站在陈氏身后的那个姑娘。
姑娘抬了一下头。
她的眼睛很黑，脸瘦，颧骨上还留着孝期没有褪尽的苍白。
她看了他一眼，又低下了头。
“刘太太，”张廷瑸开口了，声音比平时要慢，“这银子你带回去。”
陈氏愣住了。
“先父的债，做女儿的没有不还的道理。”
姑娘忽然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张廷瑸看着她。
“你父亲欠我的，不是银子。”
他说，“是我送错了地方。送错了的东西，没有叫人千里迢迢送回来还的道理。”
陈氏还要再说，他摆了摆手。
“你家里变卖了田产，往后靠什么过日子？”
陈氏没有回答。
那天晚上，陈氏母女留在了县衙后堂。
张廷瑸让阿福把西厢房收拾出来，换了干净的被褥。
他自己在二堂坐到半夜，面前摊着那本蓝布面的记账簿，在“咸丰四年九月十七日”那一行下面添了一行小字：“五年三月，刘门陈氏携女来东流，还银二百五十两。未收。”
第二天早上，他把陈氏请到二堂，说了一件事。
“我丧妻四年，中馈无人。你女儿若愿意，我想娶她做继室。不是买，不是抵债。你带来的银子原样带回去，做你养老的嚼谷。你女儿嫁过来，我按正礼下聘，媒人、婚书、聘金，一样不少。”
陈氏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姑娘站在母亲身后，这一次没有低头。
她看着张廷瑸，看了很久，然后轻轻点了一下头。
咸丰五年四月，张廷瑸娶了刘锡嘏的女儿刘婉秋。
婚礼在东流县衙的后堂办，没有惊动多少人。
阿福去街上打了一壶酒，厨子做了四碗菜，县衙的刑名和钱谷两位师爷坐了上席。
刘婉秋穿了一身红，是陈氏用带来的那块红纸包里抽出的碎银去布铺扯的。
张廷瑸在婚书上写了“张廷瑸，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人，年四十八；刘氏，江西九江府彭泽县人，年十九”。
婚后第三个月，刘婉秋把县衙后堂的账本接了过去。
张廷瑸起初没有在意。
他每天在二堂审案、批词、见圩董、应付过境的兵差，后堂的柴米油盐由阿福管着，每月报一个总账给他过目。
刘婉秋接过去以后，第一个月就把账本退回来了，上面用朱笔圈了七八处。
“阿福买的柴，比街上贵两文一担。他多报的不是自己落了，是给衙门里两个挑水的杂役吃了回扣。还有，后堂每天点三盏灯，二堂点五盏，签押房点两盏，一个月灯油钱是四百二十文，可西厢房没人住也天天点一盏，那盏灯是给谁点的？”
张廷瑸把阿福叫来问，阿福红着脸承认，挑水的杂役每月给他一百文，让他把柴价报高些；西厢房那盏灯是一个书办晚上偷偷来抄案卷点的，因为签押房的灯油有定额，用超了要自己贴。
刘婉秋没有罚阿福，只是把柴价和灯油的定额重新定了，又让阿福每天把买菜的篮子提给她看一眼。
第二个月，后堂的开支少了三百七十文。
张廷瑸在二堂听阿福嘟囔“太太眼睛太尖”，没有接话，低头批他的禀帖。
真正让他意外的，是半年以后的事。
东流县城北门外有一片荒地，大约三十来亩，是乾隆年间一户绝户的遗产，充了官，一直荒着。
地里长满了蒿子和蒺藜，地势又高，引不来江水，种不了稻。
历任知县都把它当作“无主荒地”挂在账上，没有人去管。
张廷瑸到任以后翻旧档，看见这三十亩荒地在鱼鳞册上标着“碱卤”两个字，也就搁下了。
咸丰六年春天，刘婉秋让阿福去那片荒地上挖了几筐土回来。
她把土摊在后堂院子里晒了三天，又让阿福去街上买了一口旧铁锅和一只粗陶缸。
张廷瑸有天傍晚从二堂出来，看见后堂院子里支着锅灶，刘婉秋蹲在灶前，用一把木勺搅着锅里的水，水里泡着从荒地上挖来的土。
“你在做什么？”
“熬硝。”
张廷瑸蹲下去看了一眼。
锅里的水泛着浑浊的黄白色，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
刘婉秋用木勺舀了一点，滴在灶边一块青石板上，水渗下去以后，石面上留下一层白霜似的东西。
“我父亲在江西候补的时候，隔壁住着一户从贵州来的武官。那武官的女人教过我，碱地里刮来的土，泡水滤清，熬干就能出硝。硝卖给做鞭炮的，也卖给衙门里制火药的。”
她抬起头，脸上沾着灶灰。
“这片荒地，鱼鳞册上写的是碱卤，不能种稻，可碱卤地里出硝。我让阿福去街上问了，城里鞭炮铺收硝，一斤四十文。三十亩地，就算一亩只刮得十斤硝土，熬出两斤硝，一季也是六十斤，两季就是一百二十斤，值四千八百文。够衙门里两个月的灯油和柴炭。”
张廷瑸没有立刻说话。
他看着锅里的水汽一缕一缕地升起来，在晚风里散掉。
第二天，他把户房周书办叫来，问那片荒地的旧档。
周书办翻了半天，说这地确实是官产，但因为没有收益，从来没有列入过“升科”的册子。
张廷瑸说：“从今年起，这三十亩地不荒地了。你替我写一份呈文给藩司，就说东流县试办官地熬硝，以所得盈余充县衙公费，不请库银，不扰民力。”
周书办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退出去拟稿了。
那一年秋天，东流县衙后堂的院子里堆了十七篓硝。
张廷瑸让阿福把硝卖给城里的鞭炮铺和修堤工地，得钱六千二百文。
他用这笔钱补了去年从北乡圩堤岁修银里挪出来的三百两的利息，又给二堂换了一批新灯盏。
刘婉秋没有停手。
她把熬硝剩下的硝土渣子掺上草木灰，堆在后堂墙根底下沤着，第二年开春扒开，黑油油的，上了县衙后面那块菜地。
那一年菜地里的萝卜长得比往年大了一圈。
咸丰六年夏天，长江发了大水。
东流县城北面的圩堤是康熙年间修的，一百多年没有大修过。
六月里江水涨起来，堤身开始渗漏，北乡的圩董跑到县衙来禀报，说再不抢修，北乡七千亩晚稻就要泡汤。
张廷瑸带着周书办和两个衙役到堤上去看，堤顶已经裂了几道缝，缝里往外渗浑水。
圩董说，按老规矩，圩堤按亩派夫，业食佃力，可今年佃户们自己家里的早稻也淹了，派不动。
张廷瑸在堤上站了一个下午。
回来以后，他把刘婉秋熬硝攒下来的那笔公费银子全部提出来，又让周书办从县库的“缓征”项下借了一百两，凑了二百二十两，交给圩董去买桩木和石块。
他对圩董说：“这银子不是白给的。堤修好以后，北乡七千亩晚稻收上来的租子里，每亩抽二合，三年还清。”
圩董们算了算账，每亩二合，七千亩就是一百四十石，三年四百二十石，按市价折银远超过二百二十两。
他们答应了。
那年冬天，北乡的圩堤合了龙。
张廷瑸在堤上走了十里路，从堤顶往下看，晚稻已经收了，田里只剩下一截一截的稻茬，在风里立着。
真正让东流县震动的事，发生在咸丰七年春天。
三月里，太平军的一支船队从安庆下来，沿江掠岸，东流县城北面的江面上出现了十几条挂黄旗的船。
城里没有驻军，只有四十名民壮和临时召拢来的二百多个团练。
张廷瑸把县衙的存银全部拿出来买了火药和铁砂，又把刘婉秋熬的硝全部搬上城墙，掺上硫磺和木炭，配成黑火药。
他把团练分成四队，两队在城墙上守垛口，一队在城门内预备堵口，一队在江边放排枪。
太平军的船在江面上停了半天，派了一条小船靠岸，上来三个兵，问城里有没有粮。
张廷瑸站在城头上，让团练把火药罐子摆在垛口上，没有点火绳。
他朝下面喊：“城里有粮，也有火药。你们要粮，拿银子来买；要打仗，就上来。”
那条小船回去以后，太平军的船队顺流下去了。
东流县城没有打。
但邻县的望江打了，望江知县死在城墙上。
消息传到东流，张廷瑸在二堂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把刘婉秋叫来，说：“你把后堂的账本收好。万一哪天我不在了，你带着账本和阿福往山里走，银子不要带，带账本就够了。”
刘婉秋看了他一眼，把账本从他手里接过去，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着咸丰六年熬硝的盈余、北乡圩堤的借款和还款、县衙公费的每一笔支出。
她把账本合上，放回抽屉。
“你要是不在了，我就把这本账交给下一任知县。上面每一文钱都写着去处，他查不出你的亏空。”
咸丰八年，巡抚衙门考核州县，东流县列了“卓异”。
藩司的批语里写了一句：“该署令于军务倥偬之际，劝民熬硝以充公用，借帑修堤而民不扰，实心任事，迥异寻常。”
张廷瑸被实授东流知县，加同知衔。
咸丰九年，他调署望江县。
望江刚刚经过兵燹，城墙塌了半截，县衙的房顶被烧穿了一个大洞。
他带着刘婉秋和阿福到任的时候，县衙里连一张完整的桌子都没有。
刘婉秋在废墟里翻出一口没破的铁锅和两只碗，在院子里支了三块石头，煮了一锅粥。
那天晚上，张廷瑸坐在院子里喝粥，忽然笑了一声。
“我当年要是把那三百两银子追回来，如今大约已经在太谷老家买了几亩地，喝着自家的小米粥了。”
刘婉秋把碗放下，看着他。
“你要是追回来，我就不会在这里给你煮粥了。”
咸丰十一年，张廷瑸调署桐城。
桐城是安庆府的大县，文风盛，士绅多，县衙的公事比东流和望江加起来还繁重。
他在桐城做了三年，把县衙的“公费”制度定了下来：熬硝的盈余、圩堤的还款、菜地的出息，全部入一本“公费簿”，每月由钱谷师爷和刘婉秋各记一本，月底对账。
公费簿上的钱用来请师爷、修衙署、买药施棺，不进知县的私囊。
同治三年，他五十七岁，最后一次升迁，补了池州府同知。
池州府衙在贵池，离东流不远。
他到任的那天，先去看了当年修过的北乡圩堤。
堤上长满了草，但堤身还是硬的，踩上去没有渗水的松软。
他在堤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上马去了府衙。
同治五年，他告病开缺，带着刘婉秋和阿福回了山西太谷。
临走的时候，他把池州府衙的公费簿和刘婉秋记了十年的账本装在一只木匣里，和当年那只装三百两银子的旧木匣一模一样。
他把两只匣子放在行李车上，对刘婉秋说：“这只装账本的，将来留给儿子。那只空匣子，你替我收着。”
刘婉秋问：“空匣子收着做什么？”
他说：“等我死了，你把空匣子放在我棺材头。让后头的人看看，我这辈子经手的银子，最后剩的是一只空匣子。”
回到太谷以后，他在县城西街的老宅里住了下来。
老宅不大，三进院子，前院种着一棵槐树，和当涂县衙二堂院子里的那棵一样，叶子秋天黄，冬天落光。
他把东厢房辟出来，收拾成三间，请了邻村一个老秀才来教族中子弟读书。
每年开春，他从自己的养廉银节余里拿出四十两，交给老秀才做束修，又拿出二十两买纸笔和灯油。
来读书的，本族子弟不收束修，外姓子弟收一半。
刘婉秋在院子里支了一口小锅，每年秋天还熬几斤硝。
太谷不产硝土，她是让阿福去城墙根底下刮来的。
熬出来的硝，她卖给城里的炮仗铺，所得的钱全部交给义学做灯油钱。
阿福一直没有走。
他老了，腰弯了，但每天早晨还是把院子扫一遍，把灶上的水烧开，把张廷瑸那把旧茶壶灌满。
光绪二年秋天，张廷瑸病倒了。
病中的一天下午，他让刘婉秋把那只空木匣从箱子里取出来，放在枕头边上。
他伸出手，摸了摸匣子的铜搭扣，什么也没有说。
刘婉秋坐在床沿上，把他的手握住。
“银子送错了，人没有送错。”
她说。
张廷瑸没有睁眼，嘴角动了一下。
三天以后，他死在老宅的正房里。
刘婉秋把那只空匣子放在棺材头，里面垫着咸丰四年九月十七日那页记账簿的抄件，上面只有一行字：“付阿福送刘宅赆敬三百两。未收。”
出殡那天，太谷县城西街的义学停了半天课。
老秀才带着十几个学生站在巷口，等灵柩过去。
阿福走在棺材后面，手里提着一盏白纸灯笼。
刘婉秋走在最后面，怀里抱着一只蓝布包袱，包袱里是那两只账本。
后来的事，太谷县志里没有记。
但西街的老住户代代口传：张家老宅的东厢房，义学一直办到光绪末年。
最后一任塾师姓吴，是桐城人，据说是张廷瑸在池州任上资助过的穷书生，自己找了来的。
刘婉秋活到七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病故。
她死以前，把两只账本交给了张廷瑸的孙子，说了一句话：“你爷爷这辈子，最大的官做到同知，最大的事做在咸丰四年九月十七。那天他要是把银子追回来，后头的事就全没有了。”
那只空木匣，后来不知下落。
但张家的后人记得一件事：每年九月十七，刘婉秋都要在院子里摆一只空碗，碗里放一撮小米，不煮，就那么放着。
第二天早上，把小米撒给树上的雀儿。
有一年九月十七，太谷下了一场早霜。
西街老宅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阿福的孙子——那时候阿福已经不在了——清早起来扫院子，看见刘婉秋一个人坐在槐树底下，面前摆着那只空碗。
碗底有一层薄薄的白霜，像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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