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电灯，晚上过了8点，天早就黑透了，古人靠什么打发时间？答案里最显眼的一项，是听故事。
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睡前故事对中国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个舶来品。《牛津英语词典》（OED）对 bedtime story 的早期例证，指向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代前后。当时的育儿手册和女性杂志通常建议，小孩从小养成固定就寝时间，配套洗漱、换衣，以及固定的祷告与故事时间，理由是这能让孩子更自律，也更能适应上学后的生活。
这套营销策略，加上作家整理创作出的童话书，一起包装出了睡前故事这个并不久远的传统。随着工业化照明逐渐普及、成体系的育儿观念第一次出现，睡前阅读对有孩子的家庭渐渐成了可选项目；城市中产阶级白天工作忙碌，也就格外珍惜夜晚睡前这段亲子时光。从格林兄弟、安徒生，到写《金银岛》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写《彼得兔》的毕翠克丝·波特，这些作者的作品都对应着当时儿童的睡前阅读需求。
但夜晚讲故事这件事，历史远不止这么点，喜欢在夜里讲故事听故事的也不止小孩。自古以来，壁炉前的故事就是一种跨文化存在的人类共同意识，不分大人小孩。
法语里有个词叫“veillée”，直译是守夜值夜，字面意思一般是放哨或修士夜间祈祷，也有熬夜的意思。但在工业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它指的是夜间集会。深秋天气渐凉，农夫们集中到一家闲聊天，这样不必每家每户都把炉火烧旺；女人纺织，男人修补工具，壁炉旁最好的位置让给老年人，由他们讲述老老年间的故事。
这种集会一方面是为了讲故事打发时间，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让女性集中起来纺织大件织物。这和中国古代的“夜绩”正好呼应：自秦汉以来，中国妇女也会高强度利用月光较好的夜晚，比如农历月中旬，集中起来纺织或刺绣，不让夜晚的时间和月光被浪费。纺织物是农业社会变现的重要方式，一边纺布挣钱，一边聊天听八卦，本身就是一种对夜晚时间的利用。对北半球大部分文明来说，都有类似现象。
类似活动在英国叫 spinning bee，在爱尔兰与苏格兰被称为“ceilidh”。不过 ceilidh 在近代随着酒吧这类娱乐场所普及，更倾向于夜晚去跳舞甚至喝酒寻欢的地方，本身也成了一种娱乐项目。古代爱尔兰社会，夜晚乡村会请名为“seanchaí”的半职业说书人，讲述仙丘故事和英雄史诗；这类说书人大部分也是通过夜晚集会记住故事的，民族传说就这样延续下去。
阿拉伯世界则在夜晚的咖啡馆这类公共场所请说书人，称为“hakawati”。这个职业在不同阿拉伯国家有不同称谓：曾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黎凡特地区，如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称其为“ḥakawati”；通用阿拉伯语中则保持“rāwī”（拉维，即讲述者）这个称呼，两者在近代以后都代指咖啡馆里的说书人。
通常咖啡馆老板会专门腾出一块地方，留一把高脚椅给说书人表演，这样观众既能听到故事，也能看到说书人搭配讲述的手势与表情。表演时屋内点灯，但会刻意把光线调暗以营造氛围。表演一般在宵礼之后，也就是穆斯林一天的第五次祈祷，宵礼后象征一天结束，男人们聚集在咖啡馆闲聊社交，说书人的表演也开始准备。一部作品经常可以连续讲上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千零一夜》里那种每夜留下悬念、留下扣子的情节，实际上也来自这种艺术形式。
对开罗、大马士革这类繁荣的传统城市来说，夜间咖啡馆的说书人还承担着一定社会评论员的职责。故事开场前，他会针砭时事或者开点政治玩笑，这跟中国说书很像，也有入正活前讲报纸的环节，同时也是当地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说书人见多识广，有评论社会新闻的能力，流动性与信息渠道也广，本身就是从各种方向带来信息的人，开场入正题前往往还有读报纸和讲笑话的环节活跃气氛。
这种艺术形式在土耳其境内也非常流行。前现代社会的夜间娱乐形式还有很多，晚上听故事是跨文化存在的典型代表，不管什么文明环境，这种夜间活动都有极强的吸引力。
从心智理论角度看，这是典型的人类社交本能：人类有集群社交、分享信息、构筑幻想与共同体的能力，智人才能在演化中脱颖而出。从实用主义角度看，这也是照明条件有限时传播信息的最好方式——念书只需要讲述者自己照亮眼前就行，省灯油和蜡烛；冬天大家挤在一个屋子里，还能省下一部分取暖燃料。如果故事在脑内已经滚瓜烂熟，讲述与表演甚至可以在昏暗的房间里进行，视觉被一定程度阻碍时，听觉和想象力反而发挥更大作用。
围炉夜话，本质上是最大程度利用脑内处理器、靠联想与聆听完成的最古老的娱乐形式。毕竟想象力本身，不费油不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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