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以及兵役制度的框架，消化梳理，把它落成多篇文章《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
但有几个问题是我想写，但没有写的，今天就汇总一起。
一是，为什么是“士人政府”，就是为什么是文人治国？
二是，历史上有“武人治国”吗，能实行下去吗？
三是，现在是“文科治国”吗？
四是，可能“理科治国”吗？
一、为什么我们是“士人政府”（文人治国）？
钱穆先生在讲汉代，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不是贵族政府，也不是军人政府，更不是商人政府，而是“士人政府”，即读书人的政府。
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第一，皇权需要“懂规矩”的打工人。
封建时代靠血缘，贵族世袭，到了秦汉，天下一统，让武将治国，武将手里有兵，容易造反；让商人治国，商人重利，容易与民争利。
一批没有造反资本、懂文字、懂礼仪、听话的执行者，就是皇帝最需要，也最喜欢的。
这批人是谁？读书人。
他们没有世袭的领地，没有私人的军队，满脑子儒家经典，皇帝给他们官做，他们替皇帝办事，这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第二，选人制度从“拼爹”到“拼考试”。
从汉代察举制，到唐代科举制，是历史政治一个伟大的创举。
汉代的察举，要看地方长官脸色，容易变成门阀；唐代科举，怀牒自列，不管是穷乡僻壤的放牛娃，还是首富家的公子哥，只要卷子答得好，就能进体制。
这套制度，打破了贵族和军阀对权力的垄断，全社会的聪明才智，都引流到了“读书做官”这条道上。
第三，儒家思想提供了统一的“操作系统”。
大家读一样的四书五经，考一样的八股，全国官员同一个操作系统。朝廷文件，用语逻辑一样；处理政务，遵循伦理一样。
用知识认同，替代了血缘认同和武力认同，这是文人治国的核心。
二、历史上有“武人治国”吗？
有。
但历史上只要“武人治国”，基本意味着天下大乱。
比如唐末到五代十国。
唐朝藩镇割据，武将们拥兵自重，谁有兵谁就是草头王，政权更替，全凭“兵变”，后唐、后晋，都是武将一不开心就造反。
直到后面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才没有了“武人治国”。
三、现在是“文科治国”吗？
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把“文科”理解为处理人事、社会、法律、经济、公共管理等事务的学科，那么今天的确可以说是“文科治国”。
现在各级政府的主政者，大多数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政治学、文史哲等专业背景。
为什么？
因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本质上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复杂性”。
修高铁，需要协调征地、环保、资金、民生；搞产业政策，需要懂市场、懂法律、懂国际贸易规则，需要极强的社会洞察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
在古代，这叫“通才”，叫“礼乐教化”；今天，叫“公共管理”和“社会科学”。
但必须澄清一点，今天所讲的“文科治国”，绝非“只会吟诗作赋的文人治国”。
在古代，只要你四书五经读得好，就能当官；今天的县城，如果一个主政者只会写诗，绝对干不下去。今天的“文科”是严肃的社会科学，是懂经济规律、懂法治框架、懂社会心理。
四、可能“理科治国”吗？
从历史的实践来看，我国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典型的“理科治国”，工程师治国。
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很多领导干部都是理科或工科背出身，修桥梁、搞机械、学水利，构成了庞大的“技术官僚”群体。
为什么？
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补短板”，修路、架桥、建工厂。技术官僚讲究理性、注重效率、看重数据，与搞工程是一模一样，是他们用“工程师思维”把中国硬生生变成了世界工厂。
那未来会不会全面走向“理科治国”？
很难。
理科思维极强的人，可能能把桥梁造得很完美，但未必能处理好基层的矛盾，未必能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更未必能解决文化、信仰、道德层面的困境。
最好的模式是什么？
是“理科的严谨逻辑” + “文科的人文关怀”。
正如基层治理中，越来越多的“复合型背景”的人正在登场，比如懂大数据的社会学者，或者懂法律的工科生。
五、核心看“制度”。
回头看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个核心逻辑，那就是谁来治国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制度”能不能把合适的人选出来，并且约束住。
古代的“士人政府”，好就好在打破了阶级固化，让读书人往上走，用礼法来约束权力；坏就坏在太迷信四书五经，搞了八股文，选出来的是些书呆子。
今天讨论“文科治国”还是“理科治国”，其实背后的焦虑是，在人工智能、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治理逻辑，能不能跟上这个时代？
只懂文科而懂不懂科技，会被时代淘汰；只懂理科但不懂关系的治理者，也驾驭不了复杂的现代社会。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制度只能给大框架，最终填满的，是那些既有理性思维、又懂人间烟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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