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诈公司被查,负责投广告、拉群、发链接的员工常会一并被调查。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直接收取被骗钱款,就不会有事,实际上这类推广人员同样存在被追责的风险。当然,并非只要进过涉案工作群就构成诈骗罪,最终关键,要看推广人员知情程度、实际行为,以及有没有参与骗取被害人钱款的整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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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业务一部负责人、华格刑辩团队联合创始人李莹珺,兰州大学法律硕士,执业十余年,主攻刑事辩护、刑民交叉案件。结合大量同类案件办理经验,他提醒:不少被调查的推广人员第一反应就是 “我只是打工的”,但仅凭这一句辩解,很难实现有效辩护。辩护工作核心,是查清个人实际参与的业务范围、知晓骗局的时间,以及指控其构成共同犯罪的全部证据。

如果推广人员清楚整套流程属于骗局,依旧持续引流,就有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罪共犯。有的推广人员明知 “免费培训”“稳赚投资” 只是吸引用户入群的噱头,后续会有人伪装导师、客服实施收款,仍按照团伙安排长期引流,配合调整诱骗话术,甚至根据客户充值金额拿提成,这类推广已经深度嵌入诈骗链条。

2025 年 10 月,最高检网站披露上海静安区短视频 “起号” 课程诈骗系列案:多家推课团队把学员引入直播间,后端人员销售虚假课程。检察机关结合每个人的任职时长、分工逐一核算涉案金额,对 64 名涉案人员提起公诉。这个案例释放明确信号:推广端和诈骗环节紧密配合,即便不直接收钱,也可以构成诈骗共犯。我们需要区分两种知情状态:仅仅察觉到对方生意不合规,和明知对方虚构事实骗钱、主动配合诈骗,完全不是一回事,定性始终以证据为准,不会只看岗位名称。

还有一种常见情形:广告、推广人员只负责投放广告、提供账户支持,没有参与设计骗局、收取赃款,也没有证据证明事前和诈骗团伙共谋,一般不会按诈骗共犯追责。但如果明知对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提供广告推广帮助,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就可能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帮信罪。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确将广告推广这类帮助行为纳入帮信罪规制范围。根据 2025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的相关意见,办案机关会综合主观明知、帮助行为、危害后果整体判断,不会单凭一处异常就直接定罪。实务中,办案人员重点核查这些线索:平台预警涉诈后,是否更换账号继续投放;双方沟通内容有无异常;收费标准是否明显偏离市场价。这些都是认定主观知情的重要参考,但单纯投放违规广告,不等于员工一定知晓诈骗;只领取固定工资,也不能直接排除犯罪故意。

团伙案发,不等于所有做推广的员工都会被认定为犯罪。如果员工承接的是普通广告订单,素材全部由客户提供,本人没有参与收款,也不清楚后端诈骗安排,即便推广链接最终跳转到诈骗页面,也不会仅凭这一点直接推定员工事前知情。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犯罪故意、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不能定罪。

涉案金额是这类案件最容易出现争议的地方。不少家属会疑惑:公司涉案几百万元,刚入职的新人也要承担全额责任吗?司法实践中,会结合在岗时间、经手项目、本人引流对应的被害人损失,依据共同犯罪规则、个人作用划定责任。一方面,不会机械把全案总额全部算到单个员工头上;另一方面,也不会简单按照员工几千元的工资,限定其涉案金额。

李莹珺律师特别提到一类高频情形:员工初期承接正常广告,后续慢慢发现客户依靠假身份、虚假收益诱导转账,却依旧继续推广。前后两段行为,应当分开独立评价,不能混在一起认定责任。

想要厘清个人责任,原始记录远比一句 “公司就是做诈骗的” 更有说服力。办案和辩护过程中,会重点核查工作群聊天记录、广告账户操作日志、素材与落地页修改记录、薪资提成方案,同时核对该员工引流客户、资金收款时间,比对同案供述和后台数据能否相互印证。

依据这份 2025 年司法意见,对于参与时间短、获利较少、被诱骗参与犯罪的人员,符合条件可以依法从宽;情节轻微的,有机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从宽优待不会对整个团队一刀切,必须查实每个人的单独事实再作出处理。

总而言之,引流、推广人员有可能被认定为诈骗共犯、帮信罪,也有机会不构成犯罪。对于当事人和家属来说,最先要厘清的,不是公司名称、岗位头衔,而是当事人从什么时候知情、实际提供了哪些帮助。这也是律师介入之后优先核查、厘清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