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说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过低问题日益成为舆论场的一个痛点问题。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国家标准已经上涨至163元人民币。从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扩大内需、团结国民角度来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越来越需要比较大力度的上涨。若是这样，中国应该及早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上涨创造经济条件。
养老保险20年内收不抵支 郭树清吹风遗产税赠与税
文/邓峰
来源/香港01
近年来，包含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的社保制度成为了舆论场的一个热议话题。随着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冲击，社保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的可持续问题备受关注。最近，为了稳定人心，人民网专门发文反驳“养老金要崩盘”的说法，声称“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公共养老金制度破产的先例”。
考虑到养老保险背后是国家信用与政府财政在兜底，关乎全民利益，相信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维持养老保险的运转。然而相信养老保险不会轻易崩盘是一回事，怎么确保养老保险在老龄化、少子化冲击下可持续又是一回事。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在他提交的一份“两会”提案中认为“养老金制度出现收不抵支是必然趋势”，建议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体系过渡。
关于养老金问题，郭树清的公开表述值得关注。郭树清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与银保监会主席，曾是一位正部级金融监管官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负责财政经济领域的议案研究、审议和拟订工作。
2025年他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改革”分论坛时候曾表示：“要看到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随着人口形势深刻变化，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多重挑战，应当提速养老保险改革，及早谋划，积极应对。”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分为城镇职工、城乡居民（90%以上为农村居民）和公务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三个体系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目前差别过大，建议调增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另一方面提出应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压力。
当时在“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改革”分论坛发言时候，郭树清提及中国“居民财富分布差异悬殊”问题。他说“10%的储户合计持有大约75%的银行存款，理财、证券等金融财产更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他当时建议：“抓紧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健全直接税体系，防止财富进一步分化极化，缩小贫富差距。”
一年多后，郭树清再次谈及社保问题。最近，他在中国民政部主管的期刊《社会保障评论》发表文章《建设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他写道：“多方面研究预测未来20年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会发生收不抵支情景，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缺口随后会持续扩大。”
他表示，目前老年城乡居民每人每月平均约260元人民币的养老金水平远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如果考虑“历史上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巨额财富积累，主要是通过农业税、义务工、工农价格剪刀差和农民工制度实现”，显著调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则会出现另一个收支缺口”。
郭树清说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过低问题日益成为舆论场的一个痛点问题。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国家标准已经上涨至163元人民币。从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扩大内需、团结国民角度来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越来越需要比较大力度的上涨。若是这样，中国应该及早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上涨创造经济条件。
郭树清写道：“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但是办法比困难多，应当对防范化解基金缺口风险充满信心。”他除了建议“增加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与“设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业管理机构，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形成有效合作和互补关系”之外，还重点讨论了“增加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他既提出“政府一般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实际是政府债务预算）应当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同时减少投入生产性经营性项目”，又认为“调整现有财政支出结构，关键是转变传统观念，打破支出固化格局”，“目前，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都面临‘项目稀缺’问题，应当将较小比例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
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政策建议：“应当及早谋划开辟新的财税现金流”。他写道：“应当正视许多企业家不领工资不交个税问题，从原则上说，领不领工资、领多少工资都不是政府要管的事情，要害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必须真实合规，不能允许家庭生活支出由公司报销。建议尽快启动遗产和赠与税立法，还可完善消费税和其他税种。这些方面的税收增加只涉及少数高收入群体，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明确为用于基本养老金补助，应当研究可否将其作为合理的政策取向。”
郭树清说的“建议尽快启动遗产和赠与税立法”与他一年多前关于“健全直接税体系”的观点相呼应。从共同富裕、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分化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郭树清的观点具有参考价值。邓小平当年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表明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两极分化的观点，他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合理方式走向共同富裕。
以此逻辑来看，无论郭树清说的“建议尽快启动遗产和赠与税立法”是否会成为现实，但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40多年的今天，当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工业国，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人工智能发展有可能带来的弃民问题，中国今后应该在发展经济、做大“蛋糕”的同时有序强化分配工作，其中自然包括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让全民共享国家发展与科技进步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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