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刊《女铎》里，有教人整理眉毛的文字，有把蛋白和蛋壳放进咖啡里煮的食谱，也有中英并列的歌谱。它们看上去离革命、参政与救国很远，甚至很容易被当作妇女报刊史里不那么重要的边角材料。
马育新的《从闺阁到报馆》处理的是一幅更大的历史图景。全书以1898至1937年间百余种妇女报刊为材料，从晚清关于“国民母”“女国民”与“女界革命”的讨论，写到民初的女子参政与选票、1915年后“新女性”的言论与实践、国民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以及1930年代对女性公共生活的捍卫。贯穿其中的问题是：当报刊成为近代的新媒介，女性如何不再只是被议论的对象，而能通过办刊、编辑、投稿和论辩，成为公共话语的生产者。〔1〕
《女铎》只是这张广阔地图上的一份刊物，却又与这场领读有一层很直接的关系：闫彩萍重读《从闺阁到报馆》时，才发现书中引用了自己较早的硕士研究。于是，她没有逐章复述全书，而是从自己研究多年的《女铎》进入，放大马育新庞大材料中的一个角落。马育新的书提供了妇女报刊、女性公共话语、国族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坐标；闫彩萍则把自己既有的《女铎》研究放进这组坐标，继续追问女校教室、编辑劳动、翻译和日常知识如何进入这个公共空间。
当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不只发生在她们写下政治宣言的时候，也发生在编稿、翻译、上课、唱歌和排戏的过程里，那么，什么才算女性的公共话语？一份报刊里的家政、美容、饮食和游艺，又保存了哪些宏大的政治叙事不易充分展开的生活层次？
2026年10月25日，在灰羽 Cinerea 第18期共读现场，闫彩萍从妇女报刊如何形成女性公共话语的问题出发，带大家走进数据库、女校教室、家政栏、歌谱和舞台；受她邀请到场的林漫，则从政治史与妇女史的角度，把这些日常材料重新接回马育新的全书脉络。
【共读领读人】
闫彩萍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从事近代家庭社会史、近代中国女性期刊研究。
【共读与谈人】
林漫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从事西方史学史、妇女与性别史研究。〔2〕
【共读主持人】
徐晨韵
「灰羽 Cinerea」活動主理人，現任職於鳥岸書店。
对谈文字整理编辑：汤佑之
整理说明：本文不是逐字稿。标有姓名的段落依现场录音删改、重组；录音中未明确读出的年代、篇数、题名与图版信息，以叙述、图注或注释另行标明，不视为发言人的原话。
女报只是女人办、
女人写、女人看的报吗？
闫彩萍：我很高兴来领读《从闺阁到报馆》这本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大约从2020年开始做近代女性期刊研究，这本书的港版我之前就读过。这几天重新读简体版时，我才突然发现，书里引用了我六年前的一篇硕士论文。我最近也在想，怎么重新整理以前的研究，不过这还只是一个很初步的计划；所以这次分享刚好落在我的研究计划里。
马育新老师的研究对象非常大，从1898年写到1937年，涉及上百种近代女性期刊；我今天带来的这项研究，聚焦的是其中一份《女铎》。《从闺阁到报馆》里有很多内容与国族、国家建设有关，我自己的研究眼光又比较容易落到日常（everydayness），也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从自己的角度，分享这项《女铎》研究和马育新老师的研究有哪些联系。
这是一场共读，我就抛砖引玉，分享一些这几年研究近代女性期刊时的小发现，也介绍几个可能有人还不太熟悉的资料入口。大家对这本书的理解和体会，未必比我少。
一看到“女报”，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个词不需要解释：既然叫女报，当然就是女人办、女人写、女人看。但我真正进入这批材料之后，首先碰到的恰恰是这个问题——这三件事其实不能混在一起。马育新老师在书里给妇女报刊下了一个比较宽的定义，大意是研究、讨论妇女问题，反映并指导妇女生活的刊物。〔3〕接下来，我会把编者、读者、翻译者和赞助人分开来看。
我为什么会把一百多年前的报刊类比成今天的新媒体？因为那时候当然没有网络，可是报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就像今天大家打开一个平台，什么都可以在上面查一查、看一看。报刊在一百年前是不得了的事情，可能就像小红书忽然变成一个人手一个、什么都能检索的平台。那时候的新媒体，就是报刊。
但只要我们把一份女报真正拆开来看，情况马上就复杂了。编者是不是女性？投稿者是不是女性？读者是不是女性？替它出钱的人又是不是女性？这是四个不同的问题。我自己是做翻译研究的，所以还会再多问一层：一份刊物里有大量翻译，那么翻译者是谁？这些人也不一定全部是女性。
《女铎》的《编辑大意》甚至写下“纯用女子手笔”；但它随即说明，投稿和选稿不在此限。它主要面向在校女学生和离校不久、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女性，可是封面画的却是一个男女老少共同阅读的家庭。它的发行和资金又依靠广学会这样的机构。
《女铎》封面与《女铎报编辑大意》
封面画面是一家男女老少共同阅读；《编辑大意》写有“纯用女子手笔”，并称著作与撰译多由各省女性及校内女教师、女学生分任，投稿及选稿则不在此限。
把封面、《编辑大意》和出版机构放在一起，《女铎》显然不是一个与男性完全无涉的空间：男性资金和制度条件存在，女性编辑、撰译者和读者也实际构成了它的运作主体。后来的现场问答再次回到这一张力。
所以我做《女铎》时一直在问：谁出钱，谁编，谁写，谁选，最后又给谁看？接下来我就从这一份小刊物出发，看看能不能部分回答这些问题。
当一些刊物还没有被看见
闫彩萍：研究近代妇女报刊，第一个困难有时甚至不是理论，而是你到哪里去找这些刊物。马老师这本书从1898年一路写到1937年，涉及的报刊非常多。可是很多刊物已经找不到原刊，资料不足也会让研究者无从核对，只能作出不一定准确的推测。
现在有几个很重要的数字资源入口。海德堡大学的数据库收有《女子世界》《妇女时报》《妇女杂志》和《玲珑》四种代表性刊物。从数字资源入口读女报，跟读《申报》或《大公报》的感觉很不一样。除了国家、革命和制度，你还会看到图像、艺术、时尚、美妆和医药等内容，也会看见当时女性怎么打扮、喜欢看什么，以及每天在关心什么。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数字资源又提供了另一种看法。现在历史研究也谈数字人文，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物出发，把她做过的工作、参与的机构、与其他人的交往连起来。比如一名女性在哪所学校任教，是否参与过某个社会组织，又和哪些医院、出版机构或报刊发生联系，原本散在不同地方的资料可以放到同一张网络里观察。现场我也提到麦吉尔大学图书馆。
民国时期中国妇女杂志数据库
我觉得这些数据库很好玩。哪天下午没事，你突然想看看一百年前的人在看什么，或者一百年前的女性做律师、做医药工作时在关心什么，就可以进去找一找。有时候她们知道的事情，我们今天反而不知道。
现有研究最常谈的，往往是影响较大的刊物；我更关心学生校刊、教会女刊和其他被视为小众、边缘的材料。学生的声音好像总被认为无足轻重，可是她们接触了哪些新知识、怎么把它们用到每天的生活里，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我的研究就慢慢落到《女铎》这样一份刊物上。
教室本身就是编译现场
闫彩萍：《女铎》1912年创刊，一直延续到1951年。它是一份与基督教出版、女子教育和翻译密切相关的妇女刊物。〔4〕在那么动荡的年代，一份刊物能走过近四十年，本身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它为什么能维持这么久？要看它背后那个相对稳定、自成系统的女校文字工作网络。
李提摩太邀请亮乐月参与《女铎》，广学会则提供了出版条件。亮乐月曾任南京汇文女中校长，《女铎》的编辑网络也与女校密切相连，以南京汇文女校为中心，又连到圣玛利亚女校、金陵女子大学和中西女塾等学校。有些女学生毕业后又回到编辑团队；李冠芳就是亮乐月的学生，并在1931年接任主编。
南京汇文女学堂旧址
在亮乐月之后，李冠芳（1931—1935）、刘美丽（1935—1951）先后接任主编。PPT整理的发表统计显示，袁玉英在1912至1923年间发表263篇，其中53篇是译作；李冠芳在1912至1934年间发表209篇，其中57篇是译作。这些数字显示，刊物的延续不只依靠单一主编，也依靠教师、学生和毕业生长期、密集的文字工作。〔4〕
我们可以看到编辑工作的照片。照片中间有人低头工作，周围既有女性，也有男性；有人看向镜头，也有人专注在手上的事情。照片里一些人的身份，我当时也只是作了推测。那个空间看起来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商业报馆，更像一间教室。近代上海很多报刊的编辑场所集中在商业出版区，《女铎》却扎在女校里。
《女铎》的编辑人员与编辑室。
左图原题 “Editorial Staff, Woman’s Messenger, China”，出自 Fifty Years in China—Retrospect and Prospect, 49th WFMS Annual Report（1919）；右图题为《旧时女铎编辑室之状况》，原刊《女铎》1931年第20卷第1期。
那段文字说，亮乐月督课之暇，会和女教师、女学生共同编译；稿子“合则留，不合则去”。教室本身就是编译现场。
这也不是一份从创刊起就把旧有伦理全部丢掉的刊物。1912年创刊号的《祝词》仍然说，女子教育应以四德为本，家庭教育又是女子的责任。当然，一篇祝词不能代替整份刊物的立场。
“女德”与家庭责任的语言没有消失；与此同时，女教师和女学生又持续写作、翻译和选稿，进入一个长期运作的出版空间。两者共同构成《女铎》的内在张力。
我为了找这些材料，还专门拿着介绍信去过南京的校史馆。到了以后，对方说，你来吧，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来看了。我也在旧书网找过已经很难买到的《女铎》数字光盘。
把校史馆里的课程表、《女铎》的栏目，以及亮乐月早年在美国接受师范教育时学过的内容放在一起，会发现不少相似之处。
亮乐月所修课程、汇文女中课表
与《女铎》栏目的并置
亮乐月1884年在美国女子师范学校所修内容包括化学、生理学、自然哲学、算术、代数、绘画、缝纫、音乐与教学法；1915年汇文女中课表包括化学、数学、国文、英文、历史与地理；《女铎》栏目则见针织学、战时救护学、家庭新科学、音乐、儿童教育、手工、家政、文艺与园艺等项。这组材料促使闫彩萍提出女校课程与刊物栏目之间可能存在知识迁移的假设，其直接关系仍待更多史料证实。〔5〕
所以我有一个很大胆的猜测：亮乐月会不会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内容带到南京，又把南京女校课堂里教的东西带进《女铎》？我现在还在找材料，但这几张课表和栏目放在一起，确实让我开始这样想。
眉毛、蛋壳咖啡与食品鉴别
闫彩萍：我后来从《女铎》里挑了三个自己觉得比较好玩的栏目：家政、音乐和游艺。“家政”这两个字一说出来，第一个反应很容易是：这不是很保守吗？什么时代了，怎么还在教女学生扫地、做饭、缝衣服、照顾孩子？我一开始也这样想，觉得它为什么不能像一些更“激进”的女报那样，多谈一点国家大事。
可是往下读，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要管理家庭收支，就要碰到数学；要照顾孩子，就会接触心理；处理家务与卫生，又会碰到化学、药学和卫生学。女学生也正是从家政进入了许多当时很新的学科。
但把家政理解为知识开放的入口，并不表示可以忽略它仍以女性承担家庭责任为前提。Home Economics同时包含知识扩展与性别限制。〔5〕
我对亮乐月任内的家政文章作了大致的分类：手工缝纫和服装改制138篇、厨房与烹饪73篇、医疗与疾病68篇、儿童心理67篇，夫妻、婆媳、妯娌关系及亲子关系各63篇，此外还有家庭卫生、女性卫生、种植养殖、家务琐事和家政理论。这使“家政”不再只等于家务，而成为一整套关于身体、照料、关系与家庭运作的知识。〔5〕
我原来以为“家事”就是打扫和烹饪，结果里面谈的却是洗发、生发、乌发、豆腐擦面、去雀斑、去痣和美眉之类的事，简直像一张一百年前的美容清单。我看到那些配料时也非常好奇：豆腐、茄子、核桃、瓜、川椒、牙粉、牛乳和肥皂，这些到底要怎么用？
“美眉术”写得尤其细：每天早晨梳妆时，用一份硼酸、五十分水反复洗眉毛，再用蘸了绿茶煎汁的刷子用力摩擦；如果发痒，不可用指甲搔抓，要用软刷顺着眉毛慢慢擦。
再往下看，居然还有一种制作咖啡的方法。我第一次读到时真的很惊讶：咖啡粉先用冷水调开，鸡蛋去掉蛋黄，留下蛋白，还把蛋壳放进去一起煮；煮的过程里两次加入开水，第二次滚起来时不再搅拌，最后滤入杯中。蛋白我还勉强能想象，蛋壳是干什么的？现场有人猜是不是补钙，可是最后又把它滤掉，那补到哪里去了？
我之前问过大模型，也在小红书上找过复刻者，看到北欧、斯堪地那维亚一带似乎也有相似的蛋咖啡做法。蛋白和蛋壳在这里到底起什么作用，我到现在其实也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
于是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这些女学生怎么会知道这些？我的解释是，女校教师会从美国带回妇女杂志，再由学生翻译，把其中的生活知识放进中国女学生的日常阅读。女校课程与刊物栏目之间可能存在知识迁移，这也是我的下一步研究方向。
还有一篇题作《鉴别食品》，里面谈到肉类、牛肉与马肉，也谈到鱼类。肉的颜色怎样，按下去有没有弹性，有没有异味，放置一段时间后表面和内部各是什么状态；鱼也有相应的判断方式。〔6〕
读这些材料，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她们当时的历史现场。她们不是先学了一整套化学、药学或心理学，再回来解决生活问题；很可能就是因为我要整理眉毛、我要喝咖啡、我要辨认肉和鱼，出于需要和好奇心，才去接触这些知识。这件事情的先锋性正在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恰恰正逢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说，当《女铎》的女学生们在谈论硼酸、变质和咖啡过滤技巧时，这些知识也不过刚刚传入中国，渐进而形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分科体系。然而，这些知识，在《女铎》中已形成一种生动有趣的生活“常识”。
走出闺阁，也可以走到操场和舞台
闫彩萍：知识不只出现在家政栏里，也会通过可以唱、可以演、可以玩的形式进入女校。《女铎》的音乐栏持续了很长时间，里面有大量供学校传唱的乐歌。它和其他刊物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常常把英文和中文放在一起。曲调多半来自西方，中文词则要重新配合旋律。
我自己不是学乐理的，为了这些谱子也很头疼。我很想找一个懂音乐的人把它们真正弹出来，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一百年前的女学生究竟在唱什么、听什么。可是有些谱子一时辨认不出来，连工具都没有给我一个可靠答案。
我观察到有些句子前半八个字、后半七个字，很可能就是为了配合曲调。这里我只能说自己是外行，还需要真正懂乐理的人帮忙。但文字上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音乐之后是游艺。《女铎》的“游艺”栏不是单纯玩一玩，还希望“游戏中寓劝惩意”。栏目把剧本分成学堂游艺、警世游戏、儿童游艺、科学游艺、社会游艺和家庭游艺。所谓“走出闺阁”，不一定只是走进报馆，也可以走到操场和舞台。你离开家，可以去工作、做编辑、办刊物，也可以跳舞、做游戏、排戏。
这些照片里，有的演西方剧，有的演中国传统故事。因为是女校，我推测很多男性角色也应该由女生反串。“梦里园中的公主”究竟取自或改编自哪一出戏、哪一个故事，我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现场有人猜是不是某个童话或公主故事，我也只能说“有可能”。
女校游艺图像
《女铎》的“游艺”栏从1912年持续至1921年。图中依次为中西女中学生饰演《八仙过海》、崇实女中的朝霞剧社、上海圣玛利亚女学舞蹈会、《汇文女中游艺会表演》，以及南京汇文女中游艺大会“梦里园中的公主”一幕。后两图原刊分别为《教与学》1936年第1卷第12期，以及《中华（上海）》1935年第35期第16页；其余著录见注〔7〕。也有些女校游艺会会走到校外，以义演筹集善款。
多声不是同声
闫彩萍：马老师的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多声”。早期妇女报刊表现出的女性主义是多声的，因为刊物分布在不同地域，编者和读者的组成不同，政治立场也不一样。有人关心权利、国族、革命和启蒙，也有人关心女性教育、美妆、咖啡和《小红帽》。这些事情和她们每天从早到晚要做的事相关，同样是女性经验的一部分。〔8〕
我们也能看到《妇女时报》的封面上，女性在阅读、打球、看展、整理衣着，也在做她们想做的事情。正是这些微小的细节，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的多声。研究近代女性期刊时，我们不能只关注一小撮最有名的人，也要描摹那些彼此并不一致的群像。
如果报刊代表了一百多年前一场巨大的媒介革命，那么今天的新媒体和网络，又能为当代女性主义叙事带来什么？这个问题，我也还在想。
走出国族叙事，就要离开政治吗？
林漫：刚才彩萍老师分享的内容，和我读这本书时注意到的重点很不一样。我读《从闺阁到报馆》时，更多看到的是妇女报刊与政治、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刚才的分享却把家政、音乐、戏剧、咖啡和美容带了进来。这些材料和书放在一起，正好形成一种对照。
我读这本书时，想到高彦颐的《闺塾师》。我自己对高彦颐的理解是，她希望从五四以来男性文人的国族叙事里，把女性自己的声音重新找出来。当女性解放只被放进救亡、启蒙和国家危机的剧本里，男性文人真正关心的往往是国家应该怎样改变；女性自己在想什么、经历什么、关心怎样的生活，反而被遮蔽了。
但马育新老师的书又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从男性主导的国族叙事中走出来，不等于女性从此与政治无关。女性确实参加政治运动，也确实争取参政和选票，只是她们有自己的进入方式。
我自己读的时候，大致把书中的历史进程整理成三段。第一段从晚清维新到民国建立，许多办女报、办女学的人与维新运动有关，她们也在讨论女性怎样成为新的国民。第二段从民国建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选举和议会为核心的代议制度、女性能不能参政、能不能投票，成了很迫切的问题。第三段延伸到1924至1937年，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仍然是重要主线。〔9〕
所以我觉得，走出大文人的国族叙事之后，我们当然要找女性自己的声音，但没有必要因此完全放弃政治史。政治史、社会史和生活史都是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彩萍老师刚才讲的材料，和书里的政治线索放在一起，才更接近民国女性真正生活过的世界。
主持人：政治史和日常生活史究竟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还是可以放在一起？您又是怎样从期刊研究进入《女铎》的？
闫彩萍：林漫老师刚才总结的两个点特别准确。如果一定要区分，政治史和生活史可以看成两个方向，但它们并不矛盾，也不是彼此割裂的。
把问题放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会发现她不可能只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自己的命运；也不可能因为她会化妆、谈食物和衣服，就与她所处的时代没有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洪流里，没有办法与时代割裂，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否认她作为一个个体的感受和选择。
除了政治史和生活史，今天还有图像史、媒介史等不同的进入方式。比如研究妇女期刊的封面，我们可以问：女性怎样从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变成观看别人、选择自己要阅读什么的主体？再比如研究期刊这种媒介本身，它为女性主义带来了什么？这些方向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在共同补全一块拼图：一百年前的女性到底在做什么，她们正在经历什么。
能动性不是没有束缚
读者：女性如何在限制中争取行动空间？
林漫：妇女史研究里常用一个词叫 agency，也就是能动性。〔10〕
反缠足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的人会借用两套已经存在、也较容易被接受的话语。第一套是儒家的语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既然身体不应任意毁伤，就可以用它来反对缠足。第二套是近代科学和医学的语言。X光让变形的骨骼成为可以看见的证据，人们可以由身体结构、健康和劳动能力来说明缠足造成的伤害。
这些语言本来并不是为女性解放准备的，但女性可以把它们拿来使用。利用现成、合法的话语，去实现自己的解放愿望，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动性。
西方第一波妇女运动兴起的年代，和《女铎》所处的时期大致相接。把两边放在一起看，同样的策略也出现在家政和参政问题上。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英美社会仍然强调男主外、女主内，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但一些女性正是以贤妻良母的名义，进入家政教育，学习卫生和其他科学知识。家政一方面仍把女性与家庭绑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让她们取得新的知识。
后来争取选票时，她们仍可能使用同一套语言。当时有一种论证认为，男性长期在外竞争，容易沾染社会中的不良习惯；女性留在家庭，反而被视为更能维持道德秩序。女性便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母亲”，把照顾家庭的责任延伸到社会管理，那么我们也能让社会变得更好，国家因此应当给女性选票。
这些说法今天看来未必能让人完全接受，但重要的是，原本用来规定女性位置的语言，也可能被女性转过来，成为要求教育、参政和公共权利的资源。妇女史里有很多这样的研究：女性在结构性的压制下面，借用一些现成的说法，最后得到自己想争取的东西。
女报只是精英女性的历史吗？
现场问题：早期能够办报、写文章的女性，往往已经受过教育。妇女报刊会不会终究只是少数精英女性的历史？
闫彩萍：以《女铎》回应这个问题。我认为，亮乐月早年的慈善教育经验及部分女学生的受教路径，让《女铎》不只留下知名女性的声音，也为追索更多普通女学生如何成长、如何接触新知提供线索。相关人物的身份、学费与教育经历，仍有待个人及校方档案核定。
我刚才讲《小红帽》时就在想，那名女学生把故事翻出来，是为了自己演，不是为了成名。如果研究翻译史只看正式出版的单行本和已经成名的译者，我们就很容易看不见她。除了《小红帽》，这些小刊物里肯定还有很多文本没有被发现，只是以前很少有人去关注。
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们太关注那些谈国家、谈革命的女性，觉得只有这些才重要、才算真正发生过？我觉得不是。这是一个多声的世界，那些最微小、最边缘的刊物里，可能正藏着最有重量的材料。
注释：
〔1〕马育新是研究近代中国史与妇女史的历史学者。本书考察1898至1937年间北京、天津、上海、东京等地百余种妇女报刊；英文原著为 Yuxin Ma,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Cambria Press, 2010）。
〔2〕两人的任职及研究方向分别见厦门大学闫彩萍教师主页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林漫主页。
〔3〕本书所称“妇女报刊”不只包含独立出版的妇女刊物，也纳入妇女副刊、专栏、专页及集中讨论女性议题的特刊。参见马育新，《导言 妇女报刊、女性主义与新闻媒体空间》，出版社试读本。
〔4〕《女铎》，英文名The Woman’s Messenger，1912年创刊、1951年停刊，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很长的妇女刊物之一，与基督教出版、女子教育及翻译密切相关。三任主编及任期、女校网络、作者发表统计、《女铎报编辑大意》与编辑合照，见闫彩萍，《从近代女性报章说开去：阅读女性史的一百种可能》，灰羽 Cinerea 第18期活动PPT，2026年10月25日，第8—13页。许耐庐的原话出自《女铎报周年纪念词》，《女铎》1913年第2卷第1期；创刊号《祝词》见同一PPT第16页。人物与刊物背景亦可参见厦门大学相关会议纪要。
〔5〕近代 Home Economics 可译作家政学或家庭经济学，所涉不只是做家务，也包括家庭收支、卫生、营养、医疗与儿童教育等科学化训练；但它仍以女性承担家庭责任为前提，因而同时包含知识开放与性别限制。女校课程、《女铎》栏目及亮乐月任内家政文章分类统计，见闫彩萍，前述活动PPT，第19—22页。《女铎》对家政与母道的翻译、科学化及宗教化诠释，另参见厦门大学相关会议纪要。
〔6〕美容文章的PPT著录为“仰（译），《家事琐录》，1918，《女铎》9：17—19”；其中“9”未标明是卷或期。《制咖啡法》与《鉴别食品》的题名与内容见PPT图版，作者及刊期暂缺。见闫彩萍，前述活动PPT，第23—26页。正文中的美容、饮食与食品鉴别方法只作历史材料转述，不构成现代美容、医疗或食品安全建议。
〔7〕“游艺”在当时兼含游戏、歌舞、戏剧、科学演示与劝诫教育。《女铎》的“游艺”栏见闫彩萍，前述活动PPT，第29页；“汇文女中游艺会表演”原刊于《教与学》1936年第1卷第12期，“梦里园中的公主”一幕原刊于《中华（上海）》1935年第35期，页16，见同一PPT第30页。《小红帽》的确切译者、连载次数与译本地位，仍待原刊核定。
〔8〕马育新于《中文版序》第xv页写道：“妇女报刊内容多元，女性话语多声互动。”此处“多声”（multivocal）不是指立场和谐一致，而是不同文类、群体、政治位置与生活经验在同一报刊空间中并存、互相回应。参见《从闺阁到报馆》中文版序。季家珍（Joan Judge）以《妇女时报》等材料研究近代期刊中的性别、视觉与经验，并以 multivocal 描述这批材料；参见其 Signs 论文的期刊页面，以及 Republican Lens 的出版社书页。
〔9〕《闺塾师》研究十七世纪江南才女的阅读、写作、教学与女性文化网络。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英文原著为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正文所分三段是林漫在现场的阅读概括，并非《从闺阁到报馆》的原书章目；原书正式分为五章，见出版社目录。
〔10〕此处“能动性”指行动者在既有结构中作出选择、挪用资源并试图改变处境的能力；相关研究脉络参见柯小菁，《近代中国的女报人与女权主义》，《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9期（2011），页317–3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全文。正文所说“社会意义上的母亲”，则是林漫在现场举出的历史例子：女性把家庭照料与道德责任延伸到社会治理，据此要求教育、参政和选票。
本文根据2026年10月25日灰羽 Cinerea 第18期《从闺阁到报馆》共读活动录音及领读PPT整理。标有姓名的段落依录音删改、重组，并经闫彩萍审阅；发言归属以录音为准。图版均由领读PPT所收史料裁出，图注依PPT著录，不自动视为讲者口述。
【新书推荐】
《从闺阁到报馆》
作者：[美]马育新
出版社：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6.9
1898年，中国首份妇女报刊问世。自此，女性走入公共空间，从传统的闺阁才女逐步转型为专业报人。知识女性借助报刊这一平台，维护女性权益、评论社会事件、讨论国族议题。妇女报刊蓬勃发展，不仅汇集了元气淋漓的女性声音，催生了女性文化社群，更成为推动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重要阵地。
本书考察了1898年至1937年间北京、天津、上海、东京的百余种妇女报刊，勾勒女性报人的历史群像，剖析女性刊物的办报理念，还原当时女性发声的具体形态，以报刊为媒介，展开一段中国近代女性觉醒的历史。这些早期的女性主义论述记录了她们如何自我认知，如何回应时代的剧变，见证了她们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参与和影响，也展现了女性主义议题的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女报人持续讨论女子教育、女性就业、工作权益、母职、生育、女性财产与继承权、国族救亡等现实议题。即使立场各异，关注点不同，她们始终共同守护着女性的公共表达，不断调整策略，让女性声音得以留存、扩大，回响至今。
BOOK
浦睿文化2026年度订阅计划招募中
-End-
编辑：哈
了解更多请关注
新浪微博：浦睿文化
微信公众号：浦睿文化
豆瓣：浦睿文化 / 巨鹿村
小红书：浦睿文化
加入「浦睿生活馆」
获取更多新书资讯
参与浦睿福利活动
添加浦睿君个人微信（prwh2011）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