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诸帝中颇有恢复之志的一位。即位以后，他不仅发动过隆兴北伐，也一直想着整顿军政、振作武备。在他的设想中，既然朝廷开设武举，选拔出来的当然应该是真正能够带兵打仗的将帅之才，而不能考中了武进士，最后却跑去做些与军事无关的差遣。
可是，宋孝宗没有想到，他费了很大力气想把武举人才送进军队，真正挡在这些人面前的，竟然是一根打人的棍子。
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记载，淳熙十一年（1184年），王栐的伯父王蔺担任武举知贡举。这一年武举放榜以后，第一名林㟽以及陶天麟等人前来拜谢。王蔺见到这些新科武进士，便问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
既然考的是武举，学的是军事，朝廷又正需要将帅，为什么不肯从军？林㟽等人的回答只有短短六个字：“不堪笞棰之辱。”
这六个字，几乎可以看成南宋军中“杖政”的一份口供。他们不是怕打仗，不是怕守边，也不是嫌军中的俸禄太低，而是怕进了军营以后挨打。这里的“笞棰”，就是军中常见的鞭笞杖责。对于普通军士来说，犯了军令，挨几下棍子，也许早已被视为军营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对于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功名的武进士而言，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已经具有“士”的身份。
一个读书人考中进士以后，地方长官不能像抽打普通差役那样随意把他摁倒在地。武进士虽然以弓马武艺取士，在身份意识上却同样要求受到“士”的待遇。倘若一进军营，军帅动辄以棍棒相加，那么在他们看来，所受的便不只是皮肉之苦，更是一种身份上的羞辱。所以，“不堪笞棰之辱”中的关键，其实还不完全在“笞棰”，而在那个“辱”字。
这件事恰好撞上了宋孝宗正在推进的一项军事人才改革。《宋史·选举志》记载，淳熙七年（1180年），宋孝宗讨论武举制度时曾明确说：“武举本求将帅之材。”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国家举行武举，目的不是培养一批挂着武进士头衔的文职官员，而是要选拔真正能够进入军队、熟悉军政、日后可以担任将帅的人才。为此，朝廷开始规定武举前列者从军，并给他们安排正将、副将、准备将等职务，希望通过长期军旅历练培养军事骨干。
制度设计看上去没有问题。问题是，皇帝只看到了“给什么官”，武进士们却更关心“进去以后会不会挨打”。
王蔺听到“不堪笞棰之辱”的回答以后，马上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军中的笞责方式，朝廷再怎么鼓励武举从军，恐怕都很难奏效。于是他上奏，请求朝廷申饬三衙以及沿江诸军统帅，对武进士必须“待以士礼”。
“待以士礼”四个字，实际上就是对军中杖政划出了一条身份界线。过去，军帅管理部下，最方便的办法之一就是笞杖。一声令下，拖出去打几十下，既迅速，又具有震慑作用。可是现在朝廷告诉他们：这些通过武举进入军队的人，不能完全按照普通军卒的方式处置，因为他们首先是“士”。
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有关制度逐渐施行，《燕翼诒谋录》说，此后“进士皆愿从军”。
这个变化非常耐人寻味。此前朝廷想方设法让武进士进入军队，他们推三阻四；等到朝廷开始保护他们不受随意笞辱，他们又愿意去了。由此可见，阻挡武举人才进入军队的，并不完全是什么待遇、职位和前途问题，军中那根随时可能落下来的棍子，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事情后来甚至发展得更加明确。绍熙元年（1190年），已经进入宋光宗时期，王蔺再次奏请规定：“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
这就不是一句模糊的“优待人才”了，而是一条非常具体的身体保护规定。武进士犯了大罪，军帅不能自行拿棍子解决，要上报朝廷；犯了小错，也不能打，而应该罚俸。换句话说，国家开始用行政处分和司法程序，替代军帅手中的笞棰。
《燕翼诒谋录》紧接着写道：“此令一出，皆愿从军。”甚至因为愿意进入军队的武进士一下增多，最后竟出现“军中无所容之”的局面，朝廷不得不重新考虑安置名额。
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件事很有意思。一根棍子，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一群武进士因为害怕“笞棰之辱”而拒绝从军，又可以影响整个王朝的军事人才制度。
宋孝宗想恢复河山，需要将帅；朝廷开设武举，也是为了选拔将帅。可是最后竟然发现，国家千辛万苦选出来的人才，可能因为军营里那顿板子而不肯进去。于是，朝廷不得不反过来约束军帅手中的棍子。
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杖政”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幕：当板子打得太随意的时候，它所赶走的，有时不仅是一个犯错的军士，还可能是一个王朝最想留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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