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把他扔进“瓦罐车”的那天,他还以为,自己总算要去一份真正“开二元钱一天”的工作了。

车门一关,铁锁一落,整节闷罐车里挤了一百多人。没窗,没座,只有角落里一只破桶当厕所。七天七夜,车不知往哪儿开,一路上只剩人声、汗味、尿臊味和越来越重的绝望。

1920年出生的孙同修,那年刚17岁,是被日本人骗到东北虎林前线的无数中国劳工之一。

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自己活着回来,纯粹是命大。

他从小就没什么好命。8岁丧母,跟着父亲从山东郓城逃荒到辽宁昌图,一个在地主家放羊,一个去西丰煤窑挖煤。1935年初,父亲在煤窑里累死,他成了孤身一人。

十六七岁的少年,在当时的沈阳街头,是最容易被盯上的人。

那时的沈阳,在日本“满洲国”统治下已成日本工业据点。日军、警察、特务来往不断,城市的墙根上,贴着各种“招工启事”。许多“招工人”其实是人贩子,专门替日本军队、军需企业搜罗“苦力”。被他们骗去的,多是像孙同修这样从农村涌入城市、没有依靠的年轻人。

第一次,他是自己走上陷阱。

1935年,他在皇姑屯的日本冶炼厂当工人,一天六角钱。工地苦,饭也差,可至少有钱拿。半年后,有人贩子在沈阳街头招工,说去黑龙江修兵营,“包吃包住,还有工钱”。他心动了,跟着去了孙吴,给日本兵修营房。

天天扛着土篮在山坡间跑,手磨破了就裹块布再上工。几个月下来,活完了,发给他5块钱,然后被成批押回沈阳。到了才发现,这“工钱”连一路上的饭钱都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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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没着落,1936年他又被招去了海拉尔日本仓库干装卸。照样是苦干一场,到年底才给一笔20元的“总钱”,再一次被送回沈阳。这样的“招工”,本质上就是带着链子的奴工。

转折在1937年春。

那时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前线不断拉长,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中苏边境大规模修筑工事,为将来进攻苏联做准备。修工事,用的不是日本兵,而是从各地骗来的华人劳工。

沈阳街头,出现了戴着红胳膊带的人。他们说:“一天开两元钱。”这个数字,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天价。普通工人一天就算有一块钱,也算不错了。更何况,这一次,他们还当场预支了五块钱。

领了钱,他以为这回不同,起码不至于再挨骗。

结果走进招工人指定的大院,院门一关,外面站着日本宪兵和汉奸,谁都出不去了。二十天不到,大院里已经挤满了四五百人。

离开沈阳的那天,他们一队队被押到北站,像牲口一样赶进“瓦罐车”。没有窗,只有一扇外锁的铁门,一车厢一百一十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七天七夜,车轮不停,人一点点被折磨得麻木。

车一停,铁门拉开,有人被刺眼的光晃得睁不开眼。环顾四周,只见到处是荒草甸子和大山,远处是江水,近处是一队队日本兵押着成群劳工。这里,就是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虎头一带。

那时,虎头已被日本人改名叫“虎林”,在中苏边境线上,是关东军修筑防线的关键一段。根据后来中俄双方解密的资料,这一带日军自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修筑大量永久性工事,包括地下隧道、弹药库、大炮阵地和交通壕,准备在对苏作战时作为前沿阵地。

孙同修一行被带到一处叫“小南山”的地方。那一带当年山高林密,如今被当地人称作“小白塔山”。那是日军在边境线上布设的一串堡垒群之一。

他们被赶进的,是用苇席、木杆、草搭起来的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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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18栋,每栋住两百人。1到17号工棚是劳工住处,18号专门留给病号——说是病棚,还不如说是等死的地方。

工棚周围,拉着一圈圈铁丝网,铁刺密集,被劳工们称作“铁刺线”。每座工棚里有“监工”,多是会日本话、愿为日军卖命的中国人,和劳工一起住,昼夜盯着他们。

二柜的把头姓单,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单大马棒”。说他高个,细腰,总瞪着一双狠毒的眼睛,经常穿着一件紧身皮夹克。这个人会日本话,会拍日本军官马屁,也会用日语骂中国劳工。他手里的镐把,就像延伸出来的手,一不顺眼就劈头盖脸地打。

在虎头一带,日本人对这些苦力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办法”。

每个人的棉衣后背,都被缝上了一块半尺见方的白布。上面画一个黑圈,圈里写“苦力”“木工”“石工”“镐夫”之类的字。没有这种标记的,日军会怀疑是“苏联间谍”或逃兵,随时抓捕。

上工下工都得排队。谁也不能单独行动。早晨点名,晚上点名,中途吃饭也得按指令排队。工地上的饭,永远只能在工地吃。有人想在路上故意掉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孙同修所在的这批三千多人,只是整个中苏边境工事上的劳工之一群。

在虎头小南山,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分配到山体下掏隧道。日军之前已经开了一个洞口,劳工们接着往里掘。每班一百多人,昼夜轮番。山体坚硬,用的是镐头、铁锹,一天挖上二三米,就算拼了命。

挖到一定深度,日军就命人架钢筋,用水泥浇筑。他记得工地上只有两台搅拌机,其余全部靠人挑、抬、拌。后来根据解放后中方勘查资料,小南山一带确实修成了长度不等的地下隧道,内连弹药库和大炮阵地,构成一个大型地下要塞体系。

另一部分人被分去修地下弹药库。三座,每座面积大约三百平方米,和隧道相通。通道宽约两米,人站起来略微低头就能行走。日本人算得精,这些工事都是为长期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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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劳工被派去修大炮座。小南山附近至少有三处大炮座,每个基础直径约十米,全部用混凝土浇筑。再往外,就是蜿蜒的交通壕,把各个阵地连成一体,方便日军在战时调动部队。

修这样的防线,不用机械,用的是人命。

早晨五点,监工用镐把敲打床沿,席棚里叮当乱响。谁稍一迟疑,就挨两镐。孙同修说,有一次,一个劳工挨了两镐把还是不动。监工过去一掀被子,人早已经死透了。

吃的东西,是另一种折磨。

一年多时间里,他没吃过一口菜。每天就是一碗粗粮豆子,就着咸盐。冬夏一样,开饭都在工棚外,风雪里蹲着吃,风沙里蹲着吃。

喝的是“馏锅水”,其实就是大锅里反复熬出来的水,混着油渍和残渣。据后来调查,这种长期摄入营养极度不足、又不卫生的饮食,是当时劳工大量染病、衰弱死亡的重要原因。

每年发的衣服,是一套单衣,一套棉衣,全是粗糙的更生布。棉衣里填的棉花,像灰毡一样,一块厚一块薄,冷风照样往里钻。他们只好把水泥袋子套在身上,缠在腿上,当衬衣、衬裤。一年发一双“后开门”的胶皮水袜,前面脚趾露着,后面脚后跟也能看见,走不了多久就破。

住的地方,更像牲口棚。

工棚是四层席搭起来的马架子,两头开门,中间搭两排通铺。地上铺一层草。夏天潮得要命,铺下就是水,跳蚤在草上一蹦一蹦。冬天,一阵风掠过,雪花透过苇席钻进来,整个棚子像个漏风的冰窖。

最要命的是病。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快就垮了。发烧、拉肚子、咳嗽、浮肿,每一种都能把人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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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工头眼里,病不叫病,只叫“偷懒”。“只要脑袋还硬,就得干活。”劳工中任何人想请假休息,换来的不是宽恕,而是棍棒。

孙同修后来病倒了,一个月吃不进几口东西,可还是被逼着上工。那些看起来已经是“重病号”的人,则被抬到18号工棚,随便一放,就没人管了。

等不到咽气,就被几个人抬出去,往工棚外半里地的一处大坑一扔。那地方劳工叫“万人坑”。夏天,屍体上爬满苍蝇,狐狼野狗成群来咬。

当年的虎头一带,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废弃的壕沟和洞口。解放后,当地政府组织过多次清理,有资料记载,在虎头及其周边,曾发现大大小小的坑冢,多处散见劳工遗骸。这一带,是当年大量华人“苦力”命断之地。

孙同修记得,夏天是死人最多的季节。有时候一天抬出去一两个,有时候四五十个。工地上,一阵风吹过来,混杂着水泥粉尘、汗臭、血腥味,还有那种说不清的腐败气。

死亡,就这么陪在身边。

在这样的生活里,人的念头会偏向两个极端:一边是麻木,一边是拼命逃命。

劳工们在棍棒下想方设法磨洋工,多喘口气就多活一会儿。也有人把命压在一场赌上,伺机逃跑。

有一天,三个青年劳工在乌苏里江边修炮台时,见江里有船影,心一横,跳进江里往苏联一侧游。那时中苏边界线就在水中,江那边是苏联领土。

他们游出去不远,就被日军军艇发现抓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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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单大马棒决定杀鸡儆猴。

在全体劳工面前,他和日本兵一起,把烧得通红的铁条,按在这三个年轻人前胸和后背上。皮肉焦糊的味道飘在空气里,惨叫声刺破山谷。

烙完,单大马棒把他们脚上套上脚镣,照样赶去工地干活。他站在一堆劳工面前,用恶狠狠的口气警告:“谁再跑,就和他们一样。有一个人跑,睡在他左右的人,也要挨罚。”

恐惧并没有彻底压住人心里的那点火。

尽管刑罚残酷,仍有人选择逃跑。孙同修记得,有十个劳工趁夜潜出工棚,往山里跑。那一带山多林密,他们靠吃野菜、树皮支撑,在山里转了一个多月,终于摸回了沈阳。据当年一些老劳工后来的回忆,确实有人从虎头、东宁等前线工事逃回关内,只是那条路上,更多人倒在山里,连名字都没人知道。

1938年秋,小南山一带的工程接近尾声。

隧道里安上了电灯,三座地下弹药库浇筑完毕,大炮座、交通壕全部竣工。从军事角度看,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上完成了一条规模可观的防御体系。后来在苏军1945年“八月风暴”进攻时,这些工事部分被投入战斗,一些隧道和掩体被苏军爆破,如今仍有痕迹。

从人命角度看,这条防线,是用一层层中国劳工的血肉堆出来的。

一年多的时间里,孙同修那批三千多人,死了一半。活下来的,每个人都是“皮包骨”,穿着破烂不堪的棉衣,脚上的水袜子前后都开了口。

工程完工后,日本人不再需要这么多人。“瓦罐车”又一次停在工棚外。活着的劳工被点数、分批赶进车厢。有的被送回沈阳,有的送往大连,有的则被转往满洲国内其他工地,继续充当苦役。

孙同修算是“幸运”的那一批。他被押回沈阳,结算了一年半的“工资”,一共8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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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块钱,在当时的物价里并不是一个小数字,用来骗下一批人已经足够体面。但对于那些被埋在万人坑里的劳工来说,这80块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日本军队和背后的军需系统,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只当耗材。

他从虎头回来的时候,仍然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可他已经在脑子里刻下了一个词:地狱。

虎头、小南山这些名字,对后来很多人来说,只是地理上的一个点。但在当年的华人劳工记忆里,它们是永远的阴影。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和苏军在虎林一带进行过联合勘查。解放后,当地修建了防御工事遗址纪念地,一些隧道被保留或重新开发,在山体上可以看到当年工事的轮廓。中方档案和老兵回忆中,都反复提到,“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修筑大量地下工程,大量中国劳工被强征,生活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

这些记载,与孙同修的讲述互相印证。不同的是,档案里的数字再惊人,也不如一位亲历者的只言片语来得扎心。

他口述的,不是战争史上的某个宏大章节,而是自己如何被一张“高工资”的谎言一步步骗进死亡线,又如何在那条死亡线边缘挣扎一年多,最后带着一身病痛和80块钱返回沈阳。

他没有讲自己之后的人生,也没过多评判什么。他只是把那段经历一条一条说出来。

从沈阳街里的招工红袖标,到“瓦罐车”的七天七夜,从小南山的铁刺围栏,到18号工棚旁的万人坑……这一切,串起来就是当年日本侵华战争另一道隐秘的截面:除了枪炮坦克、战线攻防,还有无数像他这样的中国劳工,在被迫支撑起敌人战机器的同时,被一点点耗尽。

很多年以后,人们提起虎头,会想到那里的博物馆、要塞遗址和中俄界江。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后来之事。他心里真正忘不掉的,是那个冬夜,棚外北风呼啸,他蜷在破棉衣里,身边有人悄无声息地断了气。第二天一早,镐把一敲,他睁开眼,看到的还是那块白布上写着的字——“苦力”。

这两个字,把他那一年半的人生,概括得太干脆了。

而他能活着讲出这段话,本身,就已经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