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时,很多人认为法庭就是发现真相的地方。打过官司的人才知道,法庭当然要努力查明事实,但查明事实的过程深受当事人影响。

发现真相隐含一个前提:双方都有动力、有能力、有意愿去挖掘和呈现事实。现实中,打官司时双方往往只讲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不讲全部真相。诉讼中的事实,是双方分别提供证据、讲述各自故事后,在规则允许范围内被构建出来的法律事实,而不必然是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方可能不出庭、选择性隐瞒、虚假陈述、伪造证据、虚假诉讼,也可能承认无关紧要的事实来迷惑对方,在关键问题上避重就轻,或者拖延程序增加对方的诉讼成本。于是,法官只能在双方举证质证的边界内作出裁判。诉讼中最常遇见的,是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却证明不了。比如双方确实有默契,却没有书面协议、录音和证人,法庭只能依“谁主张、谁举证”判决主张一方败诉。大量客观事实会因缺少证据而在法律上被视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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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很多纠纷是在没有完全查明真相的情况下被解决的。调解、和解,只要双方愿意为一个确定结果放弃对真相的绝对执着,法律不仅允许,甚至鼓励。这说明,诉讼的目的并不只是发现真相,而是解决纠纷、恢复秩序、分配正义;发现真相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当查明真相成本过高时,用一个真相未必完全清楚但纠纷可以解决、结果可以执行的方案化解矛盾,往往是更现实的选择。法庭能给当事人的,通常不是“上帝视角”的真相,而是在现有规则、现有证据、现有能力下尽可能接近真相的法律认定,以及一个最终确定的解决方案。

理解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信访部门为什么总是协调、调解矛盾。有同行昨天在问:有些诉求一眼望去就不合理,为什么最后还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化解”了?工作中也有信访人不理解:既然我认为诉求合理,为什么信访部门总组织协商、引导调解,而不直接给个“真相”和“结论”?关键在于,信访部门并不是有权处理机关、单位。信访人初次提出诉求时,常会要求信访局当场认定其诉求合理,但这既不符合职责权限,也不符合事实查明规律。事实真相是被构建出来的,不是被简单还原的。就像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不能要求法官未经举证质证就当场宣布真相;信访部门也不能在缺乏调查核实、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仅凭一方陈述就认定事实、判断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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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部门发现真相的前提,同样是争议各方有动力、有能力、有意愿呈现事实,比如民工欠薪投诉里发包方、总包和分包商之间关于工程量事实的陈述往往是不一样的,征地拆迁里被拆迁人和拆迁主管部门关于事情经过也是有差别的。

现实中,当事人的陈述往往各执一词,证据材料可能残缺不全,有些事项还涉及多个部门、历史遗留问题和政策边界。信访部门既不是终局裁判者,也不掌握实体处理权,不能代替有权处理机关作行政决定,更不能替代法院裁判。因此,信访工作的着力点,往往不是追求一个绝对完整的“事实还原”,而是在依法依规调查核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搭建沟通平台,协调各方,引导调解和解,推动有权处理机关依法处理,引导信访人优先走法定途径。能查清的事实要查清,能厘清的责任要厘清。一时难以完全还原的,则要在法治框架内寻求可接受、可执行、能落地的解决方案。

这并不意味着信访工作不查清事实、不讲原则。恰恰相反,协调调解必须建立在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基础上。信访工作的目的,首先在于化解矛盾、修复关系、恢复秩序。对一些诉求,单靠“给结论”未必能解开心结;对一些纠纷,单纯的走程序反而解决不了问题。通过协商调解,把法理、事理、情理讲透,把能解决的现实问题解决掉,往往比执着于“谁说的才是全部真相”更有利于矛盾实质化解。对诉求不合理的,也要在调查核实后释法明理和做好困难帮扶;对不愿走法定途径的,要引导依法分类处理、诉访分离、按程序解决,而不是由信访部门大包大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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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信访部门总是协调、调解矛盾,不是因为不重视真相,而是因为信访部门的职责定位、事实查明条件和矛盾化解目标,决定了它更像一个协调者、推动者和平台搭建者,而不是事实的终局裁判者。法院用裁判在证据边界内解决纠纷,信访则通过协调调解、依法分类处理,在职责边界内推动矛盾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