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19日，哈同死在爱俪园里。第二天《申报》的本埠消息栏登了讣告，措辞不算铺张，但披露出来的哈同遗产数额十分惊人：土地四百六十亩，房屋一千三百余幢，外加价值百万英镑的金银珠宝，全部遗产估下来一亿七千万元。
哈同活着的时候，就有远东首富的说法，这个1873年初到上海滩时兜里连几块钱都掏不出来的巴格达犹太人，用了不到六十年，把名字刻在了上海最贵的那几块地皮的地契上。他起步的地方，是沙逊洋行鸦片仓库门口那间门房，他是那个时代穷小子逆袭成上海滩超级富豪的最传奇代表。
哈同的发迹之路很清晰：他先在香港沙逊洋行做了两个月勤杂工，转年到了上海，经舅父旧同事介绍，进老沙逊洋行做看门人，后来兼跑街，再后来管上了鸦片仓库和收租。
门房这个位置在洋行里最不起眼，却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好处：所有来谈生意的人，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哈同借着这份差事学中国话，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甚至包括上海俚语，门房里原先挤作一团的商人被他用登记排队的法子理出了次序，上司从此对他有了印象。
更关键的是，鸦片仓库的保管权和收租员的账本，让他比洋行里大多数白领都更早看清了一件事：上海租界的地皮，每一块都有来路，每一笔租金背后都有人在赌这块地明天会涨。
在门房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锻炼了能力，培养了见识之后，1883年年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让哈同看到了机会。
法军在镇南关和谅山受挫，巴黎内阁倒台，上海租界里的洋人慌了神，地价一落千丈，老沙逊洋行也打算收缩战线。哈同的判断和别人相反，他认定清廷就算在战场上占了上风，最后还是会签一个息事宁人的条约，租界的格局不会改变。
他劝老沙逊趁跌收地，老板听了。战后地价回弹，老沙逊洋行在房地产一项上赚进五百多万两白银，哈同自己跟着低价吃进的那一份也跟着翻了上去。
论功行赏的时候，洋行给了他一千两赏银，没有升职。
哈同咽不下这口气，1886年转投新沙逊洋行，同年秋天娶了罗迦陵。
罗迦陵在哈同发迹史里的位置，常常被讲成“帮夫运”和“贤内助”，有些细节其实被放大了。
这个女人做过外侨女佣，也可能有过更不堪的早年，这些在回忆和笔记里说法不一，但有一件事是可靠的：哈同跟她结婚前后，正是他从鸦片仓库和租务账房转向自己囤地的节点。罗迦陵的中法混血背景和语言能力，让她在哈同与华商、地保、道台衙门之间的往来中，起到了一般洋行职员妻子起不到的作用。
哈同对政治势力向来是两头下注，园子里既接待过孙中山和章太炎，也庇护过从武昌逃出来的湖广总督瑞徵，章太炎的婚礼就在爱俪园办，蔡元培主婚，孙中山、黄兴都到场。
作为上海滩的初代地产商，合同很早就明白了一点，局势动荡，商人持有立场是大忌，要想在上海租界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不站队的同时，必须懂得八面玲珑，不得罪任何一方势力，不把任何一扇后门堵死。
但这还不是哈同大发迹的关键。
哈同真正甩开同行，靠的是内部信息，这个世界，无论何种时代，绝大多数的传奇，本质上可能都是庸俗的。
1898年起，哈同坐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位子，同时还在英国驻华法庭做陪审员，租界往西往东扩界的路线图，他在会议室里可以先看到。公共租界那次扩界一口气吃进两万两千多亩，哈同赶在马路开通之前，把越界筑路两侧的地皮成片收进来，等地价起来，翻的不是几成，是几十倍乃至几百倍。
1901年他干脆脱离沙逊洋行，自立哈同洋行，专做地产。这时候他手上已经有了南京路沿线十六块地皮，合计一百一十一亩多，占到整条南京路地产的百分之四十四。从静安寺路到外滩的十里洋场，将近一半的地皮，姓了哈同。
他的经营手法说起来并不玄妙，但执行得极狠。买进一块地，立刻用工部局董事的身份押给汇丰银行，套出钱来再买下一块，循环往复，用别人的银箱撬自己的地盘。
房子盖好之后，他琢磨出一套“租地造屋”的规矩：地皮按年收租，租期动辄三十年，期满之后连地带楼一并归他，租客自己花钱盖的楼，最后变成哈同洋行的资产。
南京路浙江路口那块八亩多的地，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看中了，哈同开的价是年租五万两白银，三十年期满，土地和永安盖起来的大楼全部收回。郭家兄弟还是签了，因为那个路口的人流值得赌。哈同连收租的月份都算过：按阴历订约，碰上闰月就多收一个月。
至于“哈同花六十万两白银买铁藜木铺南京路”的说法，流传极广，但在上海市档案馆查不到相关记录。
木块铺路是工部局为配合有轨电车开通而推的市政工程，瑞乐洋行1905年就向工部局提过铺木路面的计划，南京路的硬木铺设费用也在工部局账上。
传说把市政工程记在一个地产商头上，这是为了塑造哈同的前瞻性、传奇性，在当年还是很新鲜的，但回到地契和会议录里，哈同的发迹没有那么多传奇色彩，更像是一连串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上，把信息、杠杆和租约条款用到极致的结果。
哈同死的时候没有亲生子女，遗产官司打了十几年，他的爱俪园后来变成了中苏友好大厦，再后来是上海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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