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浙江兰溪前线，范绍增站在一群衣着杂乱的官兵面前，检查着刚刚修好的枪械。有人叫他“范哈儿”，有人说他的部队是杂牌军，可在日军炮火压上来的时候，真正扛住阵地的，往往就是这样一支缺枪少炮的队伍。
范绍增出生于1894年，四川大竹人。范家家境较好，他少年时期并不缺吃穿，却赶上了四川军阀混战的年代。十七岁那年，他进入地方武装，从此在枪林弹雨中讨生活。那时候的他，既有江湖气，也有草莽习性，后来长期卷入内战，身上留下了明显的旧军人色彩。
有意思的是，范绍增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抗日将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军队出川抗战，国内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范绍增不愿只接受一个没有实际指挥权的职位，便设法争取独立组建部队，最终获得了扩军机会。
他找到旧友罗君彤协助，在大竹、合江一带动员兵员。凭借过去在袍哥组织中的人脉，十多天内便招募到上万人，编成四个团。人有了，武器却成了难题。军械紧张，新枪自然轮不到他，他便托人修理旧枪，还表示维修费用由自己承担。
这件事看似不起眼，却说明范绍增很清楚部队的根子在哪里。兵员大多来自乡村，许多人连温饱都难以保证，却愿意穿上军装上前线。要让这些人真正作战，光靠发枪发饷不够，还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出征前，范绍增曾向周恩来请教带兵和作战问题。周恩来谈到军队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军纪要严，赏罚要清，官兵要团结，也要约束部队不得侵扰百姓。临别时，还将《论持久战》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他。
范绍增回到部队后，反复向官兵讲同一个道理：“过去在四川打仗，受苦的是百姓；这一次，是去打日本人。”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切中了许多川军士兵的心思。他们过去可能参加过军阀混战，但抗日战场给了这支部队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范绍增率部进入第三战区后，部队装备仍然简陋，训练水平也不整齐。真正支撑他们的，是四川人吃苦耐战的性格。战斗中，官兵伤亡不小，却没有轻易溃散。1942年兰溪战役期间，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击毙，日军一名少将旅团长也被击伤，范绍增所部由此受到关注。
战功并没有换来与之相称的权力。抗战后期，范绍增被任命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名义上地位提高，实际指挥权却受到限制。对一个长期带兵、习惯直接决断的人来说，这种安排无疑带着明显的安置意味。战场上的能打，并不代表能够摆脱复杂的派系关系。
范绍增的私人生活，同样充满旧时代军人的印记。传记资料和相关回忆中，常以“娶过四十位妻妾”来描述他的婚姻经历，其中包括游泳运动员杨秀琼。这个数字在不同材料中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的婚姻数量确实很多。民国时期部分军政人物仍保留多妻多妾的旧式家庭结构，这既是个人选择，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局限。
抗战结束后，国共战争重新扩大。范绍增不愿继续把部队投入内战，1949年11月，他在四川渠县率部起义，所部约两万人，随后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刘伯承曾亲自致电，对这一行动表示肯定。对范绍增而言，这是他军旅生涯中一次重要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旧式婚姻关系不再得到制度承认，范绍增与原有妻妾办理了分开手续。他被安排到河南工作，曾任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郑州一座可容纳上万人的体育场建设，也得到过他的推动。昔日带兵打仗的军人，后来转入体育行政岗位，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
1977年，范绍增在郑州去世，享年83岁。由于子女众多，身后安葬问题一度迟迟没有定下来。2021年，家属经过协商，将他安葬于重庆福果山生命纪念园。一个出身旧军队、经历抗日战争和政权更替的四川人，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长达八十三年的复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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