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天津街头人来人往。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姑娘挽着布包,走进了田野洋行。她看上去只是来买布的女学生,谁也不会想到,几小时后,这家表面经营百货、实际被日方势力利用的商行,将在爆炸声中陷入火海。这个姑娘,正是后来内蒙古战场上声名赫赫的乌兰。
多年以后,乌兰的儿子安吉斯因出演电影《小兵张嘎》而家喻户晓。银幕上的张嘎机灵勇敢,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少有人知道,安吉斯的母亲,正是一位从地下斗争中走出来、在热辽大地上带兵作战的女干部。
1922年9月15日,乌兰出生于内蒙古地区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家庭,祖籍所在区域今属辽宁朝阳一带。她小时候就不怕吃苦,跟男孩子一起下地、爬树、骑马,性子倔强,胆子也大。这样的成长经历,为她后来长期奔走在战火中打下了底子。
“九一八”事变后,年幼的乌兰随家人流落北平。故土沦陷、亲人逃难,使她很早便懂得了侵略意味着什么。进入学校后,她积极参加读书会、歌咏队和抗日宣传活动,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这个出身贫寒的少女而言,读书不再只是改变个人命运的事。
1937年,乌兰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她参加地下爆破小组,并被安排进入天津裕元纱厂,以普通女工的身份开展工作。白天,她在工头面前少说话、多干活;下班后,她和工人姐妹接触,了解情况;到了夜里,又承担传递消息和执行任务的职责。
她的身份并不固定。有时是穿戴整齐的年轻小姐,有时是衣着朴素的穷姑娘。正是这种灵活机动,让她能够接近敌方目标。不到一年里,她参与过针对洋行、公司、桥梁、铁路和军用运输的破坏行动,每一次都要把握距离、时间和撤离路线,稍有差错便可能落入搜捕。
田野洋行的任务尤其凶险。1938年3月8日下午,乌兰和同伴走到柜台前,先买下一块人造丝料。伙伴站在旁边挡住视线,她借着展开布料的动作,把一枚只有香烟盒大小的定时装置藏在货物下方,随后若无其事地离开。
两个小时后,洋行发生爆炸。敌人随即展开严密搜查,天津地下组织的处境迅速恶化。为了保存力量,乌兰奉命撤离。1938年8月17日,她和两名同伴登上邮轮,绕道香港、广州,最终进入延安。这个十六岁的姑娘,就这样从城市地下斗争转入了更广阔的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来到热辽前线。当地武工队规模很小,既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也要应付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队伍里有人思想动摇,有人纪律松弛。乌兰没有急着摆架子,而是逐个谈话,结合当地局势讲清队伍为何而战、群众为何支持。
这番工作很快见效。武工队逐步恢复秩序,并在阜新、朝阳、北票和敖汉旗一带站稳脚跟。1946年2月,部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乌兰担任政委。她不仅做思想工作,还亲自教战士骑马、射击,要求大家在马上保持机动,遇到突袭能够迅速脱离险境。
莲花山的“老梁队”曾有两百多人,长期盘踞山中,熟悉地形,打一处便换一个地方。乌兰没有贸然进剿,而是走访受害群众,摸清土匪的联络方式和出入路径,再利用他们熟悉的暗号把人引出山口,部队随即集中力量歼灭。能把复杂局面理顺,靠的不只是胆量,还有耐心和判断。
另一件事,更能体现她的果断。悍匪头目“打一面”曾带八十多人投诚,后来却暗中散布谣言,并与沁布道尔济方面联络。乌兰判断,这支人马若处置不当,既可能酿成内乱,也可能把部队部署泄露出去。
她以设宴为名把“打一面”请到司令部,拿出对方通敌的书信。那人当场变色,伸手摸枪。乌兰先一步拔出双枪,喝道:“晚了!”对方见无从抵抗,只得举手。随后,她没有把所有人一概处理,而是逐班开展教育,区别对待,最终稳定了队伍。
乌兰的威信,也来自她处理矛盾时的分寸。支队长王景阳性情耿直,年近四十五岁,乌兰当时不过二十多岁。一次酒后,王景阳失言辱骂她。乌兰一度十分难过,策马离开。经过劝解,她没有把个人委屈扩大,而是返回部队,替已经被绑起来的王景阳松绑,只说了一句:“共同斗争的目标是王爷。”
这句话并非软弱,恰恰说明她分得清公私。她常说,胸襟要像千里草原一样宽。1949年5月,乌兰离开并肩作战的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任、区党委委员、区人民政府委员和区经委副主任。她深入厂矿、草原和牧区,继续做具体而琐碎的工作。
1980年,乌兰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87年4月5日,她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若按虚岁计算为六十五岁。她留下的,不只是“女将”这个称呼,还有从天津地下交通线到热辽前线的一段真实经历。安吉斯在银幕上塑造了张嘎,而乌兰本人,则用一生走过了比电影更复杂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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