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航空发动机,究竟难在哪里,难到连日本、德国这样的工业强国都没能把全流程攥在自己手里?答案藏在发动机最深处那片高温之中,要从它如何在“熔点之上”运转说起。
造飞机难,造航空发动机更难。全世界能把飞机造出来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几个,但能把发动机从设计、材料、制造一直做到量产,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屈指可数。
今年6月24日,普京在格洛莫夫飞行试验研究院召开航空业发展会议时说,俄罗斯是“可实现航空发动机生产全流程的四国之一”,并把这一点视为俄罗斯航空实力的重要标志。
按通常的说法,把中国算进去,具备这种能力的也只有五个国家,日本和德国都不在其中。
这道门槛到底有多高,可以先看一个事实:世界上最强大的喷气发动机之一,运行温度比构成它的材料的熔点还要高出约250℃。按常理,它早该熔成一摊金属,可它偏偏没有。此刻天上有一万多架飞机,靠的正是这类发动机。
先看它是怎么工作的。现代客机普遍使用涡扇发动机。起飞时,最前端的巨型风扇每秒把1.3吨空气推向后方,其中约10%进入压气机。
压气机把空气挤进越来越窄的腔室,压到约50个大气压。仅仅因为被压缩,空气温度就升到约600℃。
高压空气随后进入燃烧室,燃油从一圈喷嘴喷入并被点燃,温度一下子跃升到约1500℃。这股高压燃气急于膨胀,挡在它和外界空气之间的,是一排排涡轮叶片。
燃气要冲出去,就必须推动这些叶片,能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传给了发动机。起飞时,每片高压涡轮叶片产生的功率相当于一辆F1赛车,这样的叶片共有68片。
燃气流过涡轮和喷管,压力从约50个大气压降到1个大气压,体积膨胀近20倍,带动涡轮以每分钟12500转的速度旋转。有一点颇为反直觉:前方的风扇和压气机,都是由后方的涡轮通过轴来驱动的。发动机从尾部“抽取”能量,再把它送回最前端。
尾气向后喷出,当然会推动发动机前进,但在现代客机上,这部分推力还不到20%,八成以上来自风扇。另外90%的空气根本不经压缩,而是绕过发动机核心,被风扇直接推向后方。
风扇把空气往后推,空气就把风扇往前推,所以整台发动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装在涵道里的螺旋桨。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空气全部压缩、燃烧?一些战斗机确实是这么做的,推力强劲,但效率极低。
推动飞机的冲量等于空气向后的动量变化:以一半速度推出两倍的空气,和以两倍速度推出一半的空气,冲量相同。可动能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后者的耗能是前者的四倍,多出来的能量大多白白浪费在了尾气里。
所以,理想的做法是让尽可能多的空气只获得一个较小的速度增量,发动机也因此越做越大,风扇直径越来越惊人。涵道气流比例提高后,外圈冷空气还能包裹住中间炽热的尾气,顺带降低噪声。
这种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正是民航最核心的动力。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完全补上短板,国产大飞机C919目前装的仍是外国发动机。
效率的另一个关键是温度。在约35000英尺的巡航高度,外界气温约零下55℃,发动机内部却超过1500℃,正是这种巨大的温差让热能转化为有用功。
任何热机的效率都有上限,也就是卡诺效率:用1减去外界冷空气温度与燃烧室内热气温度之比。想提高效率,要么飞进更冷的空气,要么让燃烧室更热。
工程师们选择了后者,代价是把发动机内部变成了人类建造过的、机器必须在其中长期存活的最严酷环境之一。罗尔斯·罗伊斯(以下简称罗罗)的工程师打过一个比方:这就像把一块冰放进火力开到最大的烤箱,你上完八小时班回来,冰块仍然冻得结结实实。
叶片面对的远不止高温。它要在比许多金属熔点还高的环境里高速旋转,同时承受数吨的离心力。
在高温和持续拉力的共同作用下,金属会像太妃糖一样被一点点拉长,这就是蠕变。而普通铸造得到的叶片由大量细小晶粒组成,晶粒之间的晶界恰恰是最薄弱的地方,裂纹和变形往往从这里开始。
工程师于是开始控制金属凝固的方式。熔化的镍基高温合金浇进陶瓷型壳后,从底部的冷却板开始,一边冷却一边缓慢抽离热区,让金属自下而上定向凝固。
这样得到的柱状晶叶片,晶粒都沿叶片轴向排列,没有横穿叶片的晶界,因此更能承受沿长度方向的拉力,抗蠕变能力明显提升。
接着,工程师又发现,如果在冷却板上方给型壳加一道弯,能存活下来的柱状晶会大幅减少。顺着这个思路,他们加入了一段螺旋状的“猪尾巴”选晶通道,只放一颗晶粒通过,让它长满整片叶片,铸成真正的单晶。
叶片凝固后,还要重新加热到接近熔点,让原子分布均匀,形成最终的γ/γ′结构。晶体取向一旦偏差过大,叶片的应力响应也会完全不同。
如今,超过95%的叶片能够成功铸成单晶,一片叶片里的晶粒从约5万个减少到1个。单晶叶片抗蠕变和抗热疲劳的寿命最高可达原来的9倍,抗腐蚀能力提高3倍以上,发动机大修间隔可以达到25000小时。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是几十年的材料与工艺积累。
不过,把叶片造出来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拿出足够多的数据,证明它连续工作上万小时也不会出问题。欧美老牌企业几十年下来积累了海量试验数据,每一炉原材料都能追溯来源。
后来者靠拆解仿制,在军用领域或许还能想办法,到了民用适航审定这一关就很难过去,因为拿不出具有统计意义的底层数据,民航当局不会放心让它载客上天。
材料进步带来的回报极为可观。1960年至2010年,喷气飞机的燃油效率提高了约55%,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镍基高温合金。
1960年代,纽约至巴黎的单程机票要310美元,约合今天的3750美元。发动机效率提高后,票价随之下降,航空出行迅速普及,如今任一时刻,空中约有1万至1.4万架飞机。
合金再好也有极限,它最多只能撑到约1200℃,比发动机内部温度仍低约300℃,于是还需要两道防线。第一道是冷却。
叶片铸造时内部预埋陶瓷型芯,之后在高温高压的氢氧化钾钠溶液中把型芯溶出,留下中空的冷却通道,通道内的肋条让气流形成湍流,带走更多热量。
叶片表面还要钻出许多气膜冷却孔,空气从孔中流出,在叶片外侧铺开一层薄薄的气膜,把高温燃气隔开。这些冷却空气来自高压压气机,温度约600℃,在1500℃的燃气面前已经算“凉”了。
但它是有代价的:每多引一分冷却气,就少一分推力,发动机效率也随之下降,工程师只能在两者之间反复权衡。
第二道防线是涂层。叶片先涂一层抗氧化的金属粘结层,再覆盖一层约0.25毫米厚的陶瓷面层,也就是热障涂层。
这层比纸厚不了多少的陶瓷,能让下方金属的温度降低100至170℃。单晶合金、内部冷却、气膜冷却、热障涂层层层叠加,叶片才得以在熔点之上存活。
即便如此,挑战仍未结束,尘土就是一个棘手的新问题。即使在36000英尺的高空,大气中也飘着灰尘。
它们会粘在叶片上,堵塞冷却回路,最终可能导致叶片烧毁。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罗罗在80号试车台上运行用于空客A350、推力达9.7万磅的97K发动机,并有意向其中投入与沙粒、火山灰同类的粉尘。
每个循环只投入几汤匙粉尘,但它们进入热端后会熔化,粘附在涡轮部件上,一点点剥落热障涂层,使下方的镍合金越来越热,进而加速劣化。工程师正在研发抗粉尘的新型陶瓷涂层,目标是把涡轮寿命最多延长30%。
回头再看开头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何能独立造发动机的国家屈指可数。叶片已经在物理可能性的边缘运行,每一种材料、每一道工艺都被推到极限,再加上几十年的试验数据和适航验证,发动机才能在高于自身熔点的温度下平稳运转,每天载着数百万人往返世界各地。
这样的能力很难靠买设备、拆样机速成,只能一炉一炉、一小时一小时地积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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