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九年，江南地区的官员和户部账房面对的，不只是“收了多少银子”，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这些银子究竟要留下多少，才能维持一省运转。清代财政讲究量入为出，江苏的账目，恰好能看出大清地方财政的基本样貌。
江苏当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省级账本。由于地域广、事务多，财政核算往往分作江宁布政使司和苏州布政使司两套系统。安徽与江苏在科举事务上又长期合称江南省，因此有些费用还要合并计算。
这就造成一个特点：江苏名义上是一省，实际支出却带有明显的区域差别。江宁偏重政治、军事事务，苏州则经济繁盛、织造发达，二者合计之后，才是江苏地方经费的大致全貌。
十二项固定开支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祭祀。清代把祭祀视为国家礼制的一部分，地方坛庙、文庙以及相关仪式，都要按规定支银。江宁布政使司每年约用6434两，苏州约用5854两，合计12288两。
数额并不算大，却不能随意削减。官员办事讲究“有例可循”，祭祀银一旦列入定额，便不能因为地方缺钱而轻易停办。它花的是银子，维持的却是地方礼制和行政秩序。
仪宪开支更少，全年约1901两，主要包括乡饮酒礼、立春仪式、刊刻时宪书以及为贡生建坊等费用。今天看来，这些事项似乎琐碎，在当时却属于地方官府必须完成的礼仪事务，少一项都可能被认为失了规制。
官员俸禄和办公膳食合称俸食。江宁布政使司约57319两，苏州约60556两，江苏文官正俸合计117875两。这个数字放在一百多万两的总支出中，并不突出，说明清代地方财政真正沉重的部分，并不只是官员薪俸。
科场费用也有一笔固定支出。江苏文风兴盛，士子众多，而江南省又是科举竞争最激烈的区域之一。乡试考官路费、考场供应、新举人筵宴、赴京会试盘费等，加在一起，每年约18640余两。
有意思的是，科举不仅是选官制度，也是一套需要地方承担的行政工程。考棚、试卷、差役、交通，样样都要花钱。江苏读书人多，相关费用自然高于许多普通省份。
真正占据大头的，是绿营兵饷。江苏绿营官兵大致有四万多人，江宁布政使司承担80346两，苏州布政使司承担429802两，全年饷银总额达到510148两。
这一项超过五十万两，远高于俸食、祭祀和科场等费用的总和。清代地方财政看似文官事务繁多，实际最不能拖欠的，仍是军饷。兵丁一旦缺饷，影响的就不只是账面数字，而是营伍稳定和地方治安。
驿站同样耗银不少。江苏河道纵横，漕运、官差和往来文书频繁，驿站需要供给马匹、船只、车轿、夫役和粮食。全年相关支出约115148两，金额仅次于军饷，是交通条件发达所带来的另一面。
生员廪膳属于教育支出，全年约17904两，主要用于补贴获得资格的生员。地方学校、书院和文庙事务，则在其他经费中另行体现。江苏文化兴盛，读书人多，教育经费虽然不算庞大，却具有相当稳定性。
赏恤之款没有完全固定的数额。地方若要旌表孝子、节妇或高寿老人，通常每人给建坊银30两；对于孤贫人口，也要进行救济。江苏每年大致支出12000两，这类银子多少取决于当年的实际情况。
修缮费用反而很少，衙门、文庙和官学需要维修时才动支，江苏每年只有1000余两。并不是地方建筑不重要，而是日常维修规模有限，大型工程往往需要另行奏报，不能直接混入固定经费。
采办和织造，是江苏财政中很有地方特色的两项。飞金、桐油、镫草、黄熟铜、乌梅、银朱以及各色棉布，都是列入定额的物品，全年采办银约64408两。
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又分别承担宫廷衣料等物品的供应。江宁织造定额43333两，苏州织造64500两，两项合计107833两。江南手工业发达，宫廷所需的丝织品和相关物料，很多都要从这里征办。
公廉银则包括地方办公、书院经费以及官员养廉银。江苏书院经费约35425两，文官养廉银235450两，绿营养廉银89648两，八旗驻防养廉银2950两，合计328048两。
养廉银远高于正俸，是清代财政制度中一个重要安排。其用意在于提高官员实际收入，减少对地方陋规的依赖，但这也使地方账目出现一个鲜明现象：官员正俸不高，养廉银却成为不可忽视的支出。
把十二项合并，江苏每年固定财政开支约为1307193两。乾隆二十九年，江苏赋税总额约9234141两，支出约占收入的七分之一，不到六分之一。剩余银两大多解送中央，地方真正能够自由支配的部分并不宽裕。
这笔账最值得注意之处，不只是江苏有钱，而是它承担了更多全国性事务。军饷、驿站、织造、采办和解运，一项项支出都与清廷的军事体系、交通体系和宫廷供应相连。江苏之所以成为大清最富庶的地区，也正因为它既能大量收取赋税，又长期承担着远超普通省份的财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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