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日上午，长沙兵团部，军统特务毛健钧刚领到批示，准备离开参谋长办公室，门外警卫突然冲出，将他的双手反剪。整个过程不到片刻，毛健钧还没弄清缘由，便被押往宪兵第十团看守。
这次行动没有事先通知陈明仁。执行者是第一兵团代参谋长黄克虎，背后则有地下党方面的安排。毛健钧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期间，曾参与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长沙城内名声极差。起义在即，扣押此人，被认为是稳定局势、清除隐患的重要一步。
事情起因并不复杂。毛健钧派副官前来申请两张空白护照，声称要派人去芷江执行任务。黄克虎没有立即拒绝，只说空白护照事关重大，必须由毛健钧亲自前来说明。时间约在下午2点。
毛健钧如约而至。他递上报告，黄克虎当场批示“总务处照发”。见手续办妥，毛健钧起身告辞。黄克虎送到门口，故意咳嗽一声，埋伏在隔壁的警卫随即出动。随后，黄克虎打电话给宪兵团长姜和瀛，要求严密看守，不准外人接见。
黄克虎事后向陈明仁报告，陈明仁没有表态。此时的长沙，表面仍由旧军政系统维持秩序，实际已处在和平起义的关键关头。程潜、陈明仁正在同解放军方面谈判，长沙能否避免战火，取决于各方能否控制住部队和城内局面。
8月3日晚，陈明仁家中正在讨论起义通电。李明灏前来，希望把毛健钧交给中共方面处理。他认为毛健钧罪行严重，若不处置，难以平息民愤。话还没有说完，陈明仁突然变了脸色。
陈明仁拍着桌子说：“毛健钧执行的是我的命令，有事由我负责。”
紧接着，他又提出：“明天上午8点前，把毛健钧送走。否则，我就不干了。”
这番话让屋内气氛骤然紧张。陈明仁并非不知道毛健钧的过往，也不是要替军统系统辩护。他真正担心的，是扣押毛健钧后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自己的部队失控，更担心家属和部属遭到报复。
早在7月，陈明仁已把家属和部分财物转移到怀化安江一带。长沙即将易手，旧系统中的特务关系盘根错节，毛健钧一旦被公开处置，广州方面很可能借机采取报复行动。对陈明仁而言，这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死，也牵涉起义能否按计划完成。
还有一层考虑更加直接。陈明仁长期担心“算旧账”，始终没有完全相信中共方面的宽大政策。若连毛健钧这样的要员都被立即交出，他担心其他军官会认为起义等于束手待毙，继而拒绝听从命令。放走毛健钧，某种程度上也是给旧部下了一颗定心丸。
李明灏察觉到陈明仁的怒火，赶紧解释，提出处置毛健钧并非中共方面的正式决定，而是唐生明的个人意见。陈明仁仍不完全相信，李明灏便说可以当面找唐生明核实。听到这里，陈明仁的态度才稍有缓和，并向老师表示失礼。
第二天上午，毛健钧被安排乘飞机离开长沙。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放走特务会留下隐患，也有人担心此举削弱了起义一方的威信。但陈明仁坚持如此处理，说明他在和平起义前夕仍把部队稳定和个人控制力看得极重。
事实上，陈明仁的转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1947年四平作战后，他因战事和内部矛盾受到牵连，对蒋介石既有师生旧情，也积压着不满。1949年7月，李明灏秘密进入长沙，以黄埔教官身份劝说陈明仁。他没有空谈，而是拿北平傅作义、华中张轸等人的经历作说明，反复强调起义后的待遇和安全。
陈明仁听完后说：“我愿以湖南百姓的安危为重，不再逞强。”
话说得坚定，内心却仍有顾虑。7月30日，国民党方面任命陈明仁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和湖南绥靖总司令，并命他迫使程潜离开长沙。陈明仁表面接受任命，实际上把电报转给程潜，没有执行所谓“兵谏”。
8月1日，黄杰、邓文仪奉命携带重金和蒋介石亲笔信抵达长沙，劝陈明仁重振“四平精神”。陈明仁没有翻脸，只借口军务拖延，利用机场戒备森严的气氛，让两人尽快离开。毛泽东后来谈到此事时认为，当时不扣留二人是正确的，否则起义计划可能提前暴露。
毛健钧事件发生后，陈明仁仍在起义与保全旧部之间反复权衡。李明灏的劝说、程潜的坚持，以及解放军方面对其职务和部队的安排，逐步消除了他的顾虑。双方经过谈判，确定长沙市军事要点由解放军接管，城内治安统一负责，程潜、陈明仁及其部队的安全也得到保证。
8月4日，程潜、陈明仁联名发表起义通电，长沙和平解放。部分部队后来发生变动，但湖南军政系统的主要力量已经失去继续组织大规模抵抗的条件。那名被扣押后又放走的毛健钧，也成为长沙起义前夕各方矛盾交汇的一个具体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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