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初，北平前门火车站外，一辆黄包车差点送走一个大匪首。
车上坐着个“时髦女郎”。
长卷发，藕荷色纱巾，手提挎包，脚上是高跟鞋。车夫把皮箱拎下来，她低头掏钱，挎包带子忽然断了。
一支小手枪摔了出来。
车夫转身就跑，连车都不要了。
“她包里有枪！”
这一嗓子喊出去，街口的便衣动了。那“女人”甩掉高跟鞋，抬手就是一枪。
枪声一响，北平街头的人全趴下了。
可真正吓人的，还不只是枪。
一名侦查员扑上去，揪住那一头长发猛地一拽，头发落了，露出来的不是女人的发髻，而是一个剃得发亮的光头。
他不是“姚姐”。
他是赵辅臣。
冀东青龙一带的人听见这个名字，心里会先沉一下。
赵辅臣出身在青龙县木头凳一带。那地方山多，沟深，长城从山梁上蜿蜒过去，村庄散在沟岔里。早年间，军阀混战，枪支流落民间，山里股匪一拨接一拨。
有人占山，有人抢粮，有人绑票。
一杆枪，就是一条命。
赵辅臣小时候并不像后来传说里的匪首。他长相清秀，学过戏，能唱旦角，身段软，嗓子亮。乡里人给他起过外号，说他像个“假丫头”。
这外号后来成了他逃命时的本事。
谁能想到，一个在戏台上扮女角的人，许多年后会在北平闹市里，真把自己扮成女人，想从侦查员眼皮底下溜走。
可他走到这一步，中间隔着的不是一场戏。
是一连串人命。
抗战结束后，青龙一带形势复杂。赵辅臣曾率部投诚，部队一度编入冀东部队序列，他也当过团级干部。按理说，这一步走对了，就有活路。
他偏偏又掉头。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赵辅臣带人回到牛心山、杨树窝棚一带，和当地土匪头目纠集到一起。很快，枪口对准了曾经的队伍和地方政权。
杨树窝棚出了事。
彭参谋、庞指导员和随行人员被围攻，多人牺牲。紧接着，木头凳区公所遭到袭击，区干部遇害。
几天之内，青龙县城也被赵辅臣一伙攻占。
县城的街上，枪声压过了人声。守城人员和无辜百姓倒在城里。赵辅臣这三个字，从此不再只是山里匪号，而成了地方干部和百姓口中的血账。
但他没有得意多久。
冀东部队和地方武装很快反击，青龙县城被收复。赵辅臣带着残部逃进山区，身边的匪首有的被打散，有的被捕，有的继续流窜。
他躲得很深。
深到后来许多人以为，他早已不在青龙。
其实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
一九四七年前后，赵辅臣在北平、天津、沈阳等地置办住处，准备把山里的血腥换成城里的安稳。他不再轻易露面，手下匪首却还在青龙一带闹事。
一九四八年，青龙地方仍受股匪袭扰。高占海等匪首曾再次攻入县城，地方干部牺牲，学校被毁，粮油被烧。
这不是普通的占山抢掠。
枪口后面，是对新生地方政权的破坏。
剿匪越打越紧，赵辅臣身边的人一个个落网。到了一九四九年，能跑的路已经不多了。
他逃进北平。
那时北平刚和平解放不久，城里秩序正在恢复。东城贡院一带，街面上有卖笔墨纸砚的摊子，也有混在人群里的眼睛。
赵辅臣一开始没有扮女人。
他摆过摊，卖过端砚。
一个从冀东来北平出差的文化干部，在贡院东大街听见熟悉乡音，走近一看，心里猛地一紧。
摊主认出了他。
他也认出了摊主。
两个人只对了一眼。
文化干部转身就走，进了附近派出所。公安人员赶到时，端砚摊前已经没人。赵辅臣把摊子一丢，钻回了城里。
搜查很快展开。
公安人员在他住处起获枪支弹药。重机枪、步枪、手枪、子弹，这些东西摆在北平民宅里，不是防身，是准备继续作乱。
城门、车站、路口开始布控。
赵辅臣没有往城外硬闯。
他换了另一张脸。
傍晚，前门外王广福斜街，一辆黄包车跑出来。车轮压过街面，车上那个“女人”坐得稳稳当当，纱巾遮住半张脸。
北平春天风沙大，这样打扮不显眼。
他赌的就是不显眼。
可那个断掉的挎包带，把整场伪装撕开了。
手枪落地，车夫喊叫，便衣合围。赵辅臣开枪挣扎，却没能跑出车站口。
头发被抓下来的那一瞬间，他还想改口。
他自称叫倪宝贵，是本地人，男扮女装只是为了逛窑子不被认出来。他说得顺，京腔也像，连神色都能装。
可脸能装，血账装不了。
冀东来的文化干部被请来辨认。他隔着缝看了一眼，话说得很硬：
这个人就是赵辅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赵辅臣被押回青龙，在杨树窝铺执行枪决。
这个地方，是他出生、起势、叛逃、欠下血债的地方。
山沟里的风吹过来，吹不动他在北平戴过的那顶假发，也吹不散那些被枪声惊醒过的村庄。
前门车站外，那辆黄包车还停在街边，车把朝着路口，车座上空了。
坐在上面逃命的人，再也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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