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湖北通山横石潭,张涛、方步舟分别担任红17军军长和政委。这支部队兵力并不算大,却长期活动在鄂东南一带,承担着牵制敌军、发动群众和开辟根据地的任务。许多战斗没有被广泛记录,但对当地革命形势的推进,作用并不轻。
红17军成立后,很快参加木石港等地的战斗,曾拔除敌军碉堡,收复部分地区。那时的红军装备简陋,作战依靠的是熟悉地形、发动群众和指挥员的判断。张涛有实战经验,方步舟负责政治工作,两人在部队中都颇有威望。
问题出在王文驿一带的战斗。
由于敌情判断失误,加上当时军事指挥和党内政治环境都十分复杂,鄂东南红军遭受了较大损失。随后,错误的肃反扩大到部队内部,叶金波、张向明等人被错杀。张涛与这些人关系密切,亲眼见到熟悉的战友突然消失,心中的恐惧迅速压过了组织纪律。
他没有选择留下申辩,而是离开了部队。
张涛原名张高寿,湖南祁阳人,早年曾在湘军系统中参加北伐,后来受到黄克诚影响,于1930年前后加入红军。作战中,他曾负重伤,也曾被敌方列入重点缉捕名单。这样一名经过战火考验的干部,最终却因误判形势,走上了脱离队伍的道路,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转折。
方步舟的选择与张涛相近。两人都没有完全丢掉原来的理想,也没有把自己变成专门与红军作战的人,但他们加入国民党军队的事实,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历史错误。抗战期间,他们参加过对日作战;进入内战阶段后,又尽量避免同解放军正面冲突。
1943年,方步舟因保护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第九战区以“纵匪殃民”等罪名逮捕,直到1948年才获释。这件事说明,他与国民党当局之间并非始终同心,但个人立场上的动摇,并不能抵消曾经脱离组织所造成的后果。
张涛采取的办法更隐蔽。解放战争中,他对部队多有约束,不许士兵扰害百姓,作战也较为消极。军饷不足时,部队宁可自行设法,也不轻易向地方群众索取。这样的作风,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显得格外不同,也使他手下不少官兵没有走到与人民彻底对立的地步。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人生转折并没有停在“叛变”二字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涛没有前往台湾,而是回到湖南祁阳。土地改革开始后,他主动协助地方工作,熟悉乡情、懂得组织群众,后来被乡亲推举担任基层干部,继而成为村长。这个职位并不显赫,却意味着组织和群众对他现实表现的认可。
张涛后来向组织交代过往,并提出重新入党的请求。经过审查,组织没有把他当作普通敌对分子处理,也认可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没有继续给革命造成更大损失。但他在能够联系部队、重新归队时没有这样做,历史责任不能抹去,因此入党要求未获批准。黄克诚念及旧日关系,曾关照他的晚年生活,使他获得相应的生活保障。
方步舟的经历更具戏剧性。
1948年出狱后,他一面经营煤炭,一面重新联络旧部和地下党员,准备率部起义。1949年春节后,他带部队抵达宁波,与刘培初等人商议行动,计划在宁波发动起义,并伺机控制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物。由于起义人员的家属多在城内,方步舟先安排部队出城训练,试图把家属转移出去,减少官兵的后顾之忧。
原定行动时间临近时,内部出现泄密。4月22日,相关计划被对方察觉,方步舟只得改变安排,带部队向四明山方向转移。此后,部队配合当地武装参加解放章村、上虞、梁弄等地的行动,宁波、绍兴一带的局势也随之发生变化。原定的完整计划没有实现,但起义部队最终站到了人民一边。
起义后,方步舟所部经过整编,部分官兵编入人民解放军。方步舟没有恢复党籍,却继续参加地方建设,后来担任科长,并按相应级别享受离休待遇。张涛当村长,方步舟当科长,两个曾经离开红军核心队伍的人,最终都以普通干部身份走完了余生。对他们而言,真正无法追回的,并不是职务,而是当年本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的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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