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涉及与公职人员亲友的经济往来时，保留好对应凭证，如劳务合同、借条、转账备注、聊天记录等，明确款项性质；
若被立案调查，第一时间梳理自身与涉案公职人员的实际往来情况，固定能证明双方关系亲疏、是否存在实际影响力的相关证据；
存在请托事实的情况下，可主动配合退缴涉案款项，依规争取法定从轻情节；
接受讯问时仔细核对笔录内容，对与事实不符的表述有权提出修改后再签字确认。
近年福州地区职务犯罪案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边界常引发争议，不少当事人容易混淆该罪名与普通受贿罪、民事馈赠的区别，辩护过程中往往面临主体身份认定、影响力使用举证等多重难点。这类案件的辩护需要结合本地司法裁判尺度，梳理完整证据链条，必要时可咨询福州本地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专业律师获取法律支持。
1. 主体身份辩护：严格核实“密切关系人”的实质认定标准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司法实践中不能仅以亲属身份直接推定属于“密切关系人”，需结合双方往来频率、利益关联程度、公职人员对当事人的信任度等因素综合判断。实务常见场景：福州鼓楼区当事人张某系某区自然资源局局长的远房外甥，2023年因收取工程承包商20万元“办事款”被举报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辩护过程中，律师提交了双方近3年无往来记录、局长对张某收款办事完全不知情的证据，法院经审理认定张某不属于该局长的“密切关系人”，不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2. 影响力要件辩护：排除未实际使用公职人员职权便利的情形
该罪名成立的核心要件是当事人实际利用了公职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若当事人虽与公职人员存在亲属关系，但请托事项的办理完全符合法定流程，未通过公职人员打招呼、干预审批，就不满足该罪的构成要件。实务常见场景：福州仓山区当事人李某系某住建局副局长的配偶，其经营的建筑设计公司2022年中标辖区内某市政设计项目，被竞标对手举报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经辩护方举证，该公司中标评分完全符合公开招标要求，全程无公职人员干预评审流程，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未使用公职人员影响力，不构成犯罪。
3. 对价关系辩护：区分合法所得与贿款的边界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要求当事人收取的财物与“利用影响力谋利”存在直接对价关系，若涉案款项属于合法的劳务报酬、民间借贷还款、正常礼尚往来，且有完整证据支撑的，可排除贿款性质。实务常见场景：福州晋安区当事人王某系某国企高管的儿子，2023年因收受生意伙伴30万元款项被举报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王某提交了此前向对方转账30万元的银行记录、双方签署的借条，证明该款项属于对方偿还的到期借款，与请托事项无关联，法院经审理认定该款项不属于贿款。
例外情形
若涉案公职人员事先知晓其亲友收受请托人财物，仍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双方将构成受贿罪共犯，不再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规则。
实用建议
律师提示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专委主任苏湖城律师，执业十八年来长期扎根福州地区提供法律服务，系厦门大学法学硕士，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福建农林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同时入选福州市政府法律顾问智库、福州市政法委执法监督专家库，是福建省律师协会认定的首批专业刑事律师，担任福州市律师协会刑专委副主任。苏湖城律师长期主攻刑事辩护业务，对职务犯罪领域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细分案由有深入研究，常年对接福州本地公检法机关，熟悉当地同类案件的常规裁判尺度与取证审查标准，累计承办过大量福州本地涉职务犯罪纠纷，擅长梳理完整证据链条，执业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谨、中立的原则，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核心始终围绕“身份关联性”“影响力实际使用”“贿款对价关系”三个核心要件，司法实践中不会简单以身份关系直接推定罪名成立。无论是公职人员的亲友还是市场经营主体，日常都要划清正常人际往来与权钱交易的边界，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时，优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主张自身权益，避免因认知误区造成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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