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冬天,王仁元从省水产局调任济宁。这事儿搁当时,不少人觉得跨度有点大——一个跟鱼虾海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突然跑去管麦子大蒜地瓜,能行吗?可他自己心里有本账:水里捞上来的东西能冷冻、能加工、能切片装盒卖高价,地里长出来的凭啥就得麻袋一装、几毛钱一斤往外甩?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琢磨的是,靠地也得吃出个花样来。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那会儿的济宁,农业大市的帽子戴得稳稳当当,粮食产量拿得出手,可农民兜里的现钱却瘪得很。金乡的蒜农把蒜往麻袋里一塞,蹲在地头等外地贩子来收,一斤也就几毛钱;鱼台的稻子进了碾米厂,米糠当饲料贱卖了;泗水的地瓜堆在路边,眼巴巴等着淀粉作坊来拉。王仁元下去转了一圈,站在田埂上跟县里干部算细账:一斤蒜要是切成片、磨成粉,身价能翻几番;一斤稻子精加工、打个牌子,也能多卖不少;地瓜变成粉条淀粉,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撂下一句话,农业大市不是光荣,是任务,光种出来不算本事,得让东西从地里出来以后多过几道手。这话糙理不糙,说白了就是——别光卖原料,得卖成品。

他给这法子起了个名叫“农业产业化”,词儿不新鲜,可他盯的不是词,是链条。市里挑了一批加工企业给政策、给贷款、帮着改制,但他有个原则:办一个成一个,比办十个倒八个强。有干部想村村办厂、遍地开花,他直接给摁住了。他跑企业不看厂房新旧,专看账本,问收了多少农户的蒜、一斤给多少钱、加工完卖多少、农户能分多少。有一回在金乡冷库,老板说今年蒜价低农民吃亏,他反问冷库赚没赚,老板说存蒜薹赚了,他就说那你明年收蒜把价往上提一提,让种蒜的也回回本。老板当时没吭声,后来那厂子跟农户签了合同,价随行就市但有个保底。你看,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想让龙头企业发展,得先让底下种地的尝到甜头。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乡镇企业那几年也被他往前推了一把,不过推法不一样——不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往“龙头”上使劲。1993年到1994年,济宁的乡镇企业开始搞股份合作制改制,他在会上说得直白:乡镇企业不是“二国营”,得让职工有份、让能人当家。到1996年,一批乡镇工业小区起来了,围着农副产品加工和资源加工做文章。他卡得最死的一条是污染项目不要,有乡镇想上造纸厂,他问水往哪儿排,对方支支吾吾,他手一摆:那先别上。同年夏天他带团去青岛、威海、烟台转了一圈,回来没搞什么大讨论,倒是往县里跑得更勤了。金乡大蒜开始往日本、东南亚走,鱼台大米装进了外面的袋子,泗水地瓜粉条进了城里超市——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真就换了个卖法。

济宁有南四湖,他水产出身,湖区开发也没落下。下去调研问渔民网围养殖一亩出多少鱼、饲料多少钱、成鱼往哪儿卖,有人反映加工跟不上,活鱼拉出去路上死一批价钱掉一截。他让市里扶持几个水产加工点,做冷冻、做分割、做熟食,道理还是那个:一条鱼不能只卖鱼,跟一斤蒜不能只卖蒜是一个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他在济宁待了五年,从1992年底到1997年底。走之前那几天又去了趟金乡,冷库门口停着往外拉蒜薹的车,工人正往车上搬箱子,他没讲话,站边上看了一会儿。那箱子底下是剥了皮、分了级、贴了标的东西,不是麻袋里原样拉走的蒜。他走的那年冬天,有乡镇加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跟烧散煤的烟不一样,那烟底下是刚下线的箱子往车上搬。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换个卖法,价钱不一样了,地还是那片地,可账本不一样了。

回头想想,一个搞水产的人跑到农业大市,愣是用“一条鱼不能只卖鱼”的笨理儿,把大蒜、大米、地瓜的账本全给重算了一遍。这世上多少事,缺的不是大道理,缺的是有人蹲在地头跟你一笔一笔算清楚。你说,要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么个爱算账的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早就换个卖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