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八成的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回国,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还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共同结果?

美国为何留不住人,中国又为何不再对所有海归照单全收?顶尖科学家的离美潮,或许正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线索。

先看数据。近些年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中,超过八成选择回国,2024年一年回国人数接近50万,同比增长近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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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的不只是普通留学生,还有站在科学前沿的顶尖人才。物理学家王中林发明了纳米发电机,这种装置能从周围环境中收集能量并转化为电能。

工程师孙楠找到了让芯片类器件更小、更便宜的方法。生物学家付向东发现了一种疗法,能把小鼠脑细胞转化为神经元,这一过程未来或许有助于逆转人类的帕金森病。

这些成果都是他们在美国顶尖大学工作期间取得的,其中包括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如今,三人都已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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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越来越多离美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中的代表。这些人里,许多在美国打拼了几十年,有些甚至已经入籍或取得了永久居留权。

照理说,美国并不愿意放走这样的人才。美国也想留住顶尖留学生和科研骨干,但政策不断收紧,舆论环境也不允许,最终能留下的并不多。

表面上,美国依旧高喊欢迎;实际上,一道道关卡让人望而却步。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股离美潮?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过去几年美国的研发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转折点是“中国行动计划”的启动。这一计划原本旨在打击经济间谍活动,执行中却在种族层面针对了许多华裔科学家,以及与北京有关联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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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安全为名的举措,逐渐演变成对特定群体的普遍怀疑。“中国行动计划”由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推出,当时正值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到2020年,美国其他机构也纷纷跟进,开展类似调查。

一项由司法部发起的计划,就这样扩散为多个机构参与的大范围审查,波及的科研人员越来越多,学术界的紧张气氛也随之蔓延开来。

大多数案件已经与间谍活动或知识产权窃取无关。调查重点转向了另一类问题:华裔科学家在申请科研经费时,没有披露自己与中国机构的联系。

这些联系包括用于合作研究的差旅资助,以及在两地同时担任学术职务等。指控的性质悄然改变,“间谍”变成了“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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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类做法过去在学术界十分常见,很多时候还受到鼓励。国际合作、跨国兼职本是科研交流的常态,可一旦对象换成中国机构,这些联系就突然成了问题。

同样的行为,因为所涉国家不同而被区别对待,许多科学家由此感到困惑和不安,也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在美国的前途。

许多案件后来因证据不足而撤销,但针对众多科学家的持续审查已经造成了长期影响。不少人失去了科研经费,实验室运转受到严重干扰。

一位受访者解释说,稳定的经费对科研至关重要,研究不可能某个时期资源充足、随后突然一无所有,那样根本无法继续。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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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一边喊欢迎,一边层层设卡”的真实写照。美国需要高水平科研人才,却又不愿给他们足够的信任与安全感。

对科学家来说,案子撤了并不等于伤口愈合,经费断了、团队散了、名誉受损,这些代价往往无法挽回。留下来的成本越来越高,离开就成了现实的选择。

付向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知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当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教授。2019年,针对他与中国机构关系的调查启动。

他始终坚称自己从未有过任何不当或违法行为,但调查仍然改变了他的科研轨迹,也让他在美国积累多年的事业面临中断的风险。

他的科研经费被取消,还被禁止在四年内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资助。NIH是美国学术性生物医学研究最大的资助方,被它拒之门外,就意味着失去了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对一位依靠实验室开展长期研究的生物学家来说,这几乎等同于切断了科研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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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向东回忆,一些研究项目因此中断,很难再继续下去。在美国,他赖以开展工作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内正在为这些科学家提供施展空间,回国逐渐从一种无奈的退路,变成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选项。

许多人回国后在高校担任高级职务,例如研究院院长,还有人在国内创办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工作机会是重要的吸引力。

对在美国遭遇经费断档、发展受限的科学家而言,国内提供的不仅是一个职位,更是一个能够重新组建团队、延续研究方向的平台,这让回国的决定变得更加从容。

付向东现任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并建立了新的实验室。西湖大学是位于杭州的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他说,自己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也收到过邀请,最终选择西湖大学,是看重这所年轻大学高效、丰富的科研环境,以及能够接触到顶尖人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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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回国后的经历,他说:“我回来的时候孑然一身,连一张纸都没带,但半年之内实验室就满员了。在美国,你根本找不到这么多高素质的人。”这句话道出了国内科研人才储备的厚度,也说明顶尖科学家回国后能够迅速重新起步,人才与平台之间正在形成良性循环。

不过,国内敞开大门,并不意味着来者不拒。如今的引才更讲究精准,大门开着,门槛却在抬高。

像付向东这样的顶尖科学家,自然是各方争抢的对象;而普通留学生的处境要复杂得多。这正是“中国不想要”的真正含义:不是不欢迎回国,而是不再对所有海归一律给予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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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普通留学生成了夹在中间的群体。他们既达不到美国的留用标准,也不符合国内精准引才的要求,最终成为回流的主力,这也是超八成回国比例背后的重要原因。顶尖人才被国内主动吸引,普通留学生则在美国难以立足,两股力量叠加,共同推高了回国潮。

有人把中国科学家的离美潮称为“逆向人才流失”,并警告这将影响美国科学的发展。

同一时期,中国的研究人员净流入增长近80%,达到2400人出头。一边是大幅下滑,一边是快速上升,人才流向的变化已经清楚地反映在数据中。这并非个别科学家的偶然选择,而是一种正在成形的结构性趋势,其影响很可能在未来多年持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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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行动计划”现已结束,但它对美国研究环境的冲击依然明显。许多科学家如今不敢与中国研究人员合作,科研交流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政策可以宣布终止,但它留下的戒备与疑虑却难以随之消失,合作的意愿一旦受挫,重建信任需要很长时间。

在付向东看来,从整体上看,这是美国的损失。他强调,自己所在的研究机构以合作为原则,致力于造福人类。

他们并不从事任何敏感研究,所有工作都会如实报告。在他眼中,知识属于全人类,而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把科研人员当作怀疑对象,最终伤害的是科学本身。

截至2024年6月,NIH至少调查了214名科学家,其中112人最终失去了工作。此后,NIH试图修复与亚裔及亚裔美国科学家的关系,时任院长发表声明,承认这些调查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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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一举措来得太少,也太晚了,已经造成的损害难以弥补。

特朗普重返白宫,又引发了新的担忧:打压行动可能卷土重来,研究环境可能更不友好。第二任期开始还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政府就清除了大学里的多元化项目,并推动通过NIH削减数十亿美元科研经费的计划。对仍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来说,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

如果更多中国科学家离开美国,赴美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少,美国科研界的结构可能因此重塑。受“中国行动计划”和其他政治紧张因素影响,中美科学家的联合研究也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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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是当今世界两大科学强国,这种趋势一旦持续,可能对全球科研共同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超过八成留学生回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美国以安全为名层层设卡,让顶尖科学家心灰意冷,也让普通留学生难以立足;中国敞开大门、精准引才,顶尖人才回流的同时,也抬高了普通海归的门槛。

这份看似意外的“共识”背后,是人才格局的深刻变化,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可能是整个科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