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海拾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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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写过几篇读钱钟书的读后感,以“读钱识小”为题,收入我的一本读书笔记。盖钱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我所能窥测,只能像海滩上徜徉的小孩捡到几个贝壳一样。小时候读过秦牧的《艺海拾贝》一书。退休以来,又开始读钱钟书的书。每开卷即有得。尽管大学者们喜欢宏大的体系,如余英时李泽厚等人批评钱钟书缺乏一个“体系”。但我仍然崇拜钱钟书的博洽。

我常常想到一个故事:明代大学士刘健批评另一位大学者丘浚:“丘公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一贯。”丘则反唇相讥:“刘公虽有绳一条,而无钱可贯,独奈何哉。”(陆楫《蒹葭堂杂抄》)。有“绳”而无钱可贯者,天下滔滔也。

钱钟书还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世人“喜欢废话一吨,不喜欢微言一克。”我想自己就像一个拾贝壳的小孩一样,在钱钟书的书里捡一点东西,经常可以提神醒脑。所以很喜欢钱先生的“微言一克”。这大约就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自己这辈子只能识小,做些拾贝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亦聊胜于博弈而已。姑名之以“钱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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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亲友书札》,钱在回答宋淇询问周邦彦《清真词》和梁令娴《艺衡馆词选》龙渝生《唐宋名家词选》等诸问题时,说了一句妙语:“选词诸同人皆实不解文学;其学尚不足以为学究,而其才断不能成秀才(王荆公语:‘欲变学究为秀才,不知变秀才为学究’)(刘海峰198页)。”

王安石这句话是他晚年所说。这涉及到北宋年间的一次关于科举考试内容的争论。我们知道,如何选拔官吏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宋代科举考试在唐朝基础上进行改进,有了“誊录”“弥封”“别头试”(官吏子弟另外安排考试,以免开后门),废除了唐代的“行卷”“温卷”制度等,所以能够保证平民子弟有机会入仕,甚至做到宰相。所以欧阳修称赞贡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但是,宋代进士考试考的主要是一诗一赋一文,所以举子过于热衷于声律,却对于儒家经典不够重视。

用现在话说,就是重视文学,却忽视“思想教育”;而且人才来自各地,与学校关系不大。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提出改革“贡举”,加强学校教育。强调学校要为培养人才服务。翰林院学士宋祁等赞同,上奏宋仁宗:“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有著名的《上仁宗万言书》,明确提出了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的初步设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时,起用王安石为宰相,他提出了“兴建学校以复古”,改革科举制度的具体措施。要将国家取士与养士统一于学校,而且亲自编写《三经新义》作为教材让学生学习。改革后的进士科停罢了诗赋、帖经(填充题)、墨义(名词解释题)。命士人在《义》《诗》《周礼》《礼记》中各治一经,并兼习《论语》《孟子》。殿试也一改以前诗、赋、论三题的办法,改为试策一道。熙宁八年(1075)朝廷颁布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与标准答案。就是“要增加思政方面内容,要统一思想”。很有意思的是王安石的老对头司马光也支持这个做法。

结果怎么样呢?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一:“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经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这是说,举子们专门记诵《三经新义》及其注释,根本不去阐释发挥经学道理。王安石晚年对陈师道说了上面那句话,意思是:“我本来想把学究变成有真才实学的秀才,谁知道现在秀才变成了学究。”其实,这是一各规律——你要考什么,就会有对付考试的方法,你想抬高这门课的地位,结果必定适得其反。

对此,钱钟书《谈艺录》(358页)引了宋人毕仲游的《理会科场奏状》里的话:“以经义为科举者,欲尊经术而反卑之;使举人合有司,而为利禄之具。”译成今语即:“以经义作为考试内容,这是要想抬高它的位置,反而贬低了它;使天下考试、生迎合官府要求,考试就成为追求利禄的工具。”其实想想也是,你想要让学生讨厌一名课,就去考试。现在的中学生不喜欢古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考“诗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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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秀才”?什么是“学究”?

“秀才”这个名称实际有多种意思。按照工具书的解释:“秀才本义为才能优异。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员的科目之一。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称茂才。《抱朴子·审举》:“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唐初仍设有秀才科,后渐废去,秀才成为一般儒生的通称。宋凡应举者无不称秀才。明初曾举秀才数十人任知府等官,以后秀才专用以指府州县学的生员。”

明儒陈玉辉《规士文》释“秀才”:“夫禾之高者曰秀;十中一人曰士。士肯好修,同学见其人而爱慕之,居乡熏其德而善良。”清代侯方域《重学校》:“才秀于人,谓之秀才。”总之,秀才是比一般人杰出的人。汉代察举(乡里推荐人才)一般有秀才和孝廉两种,前者重文才,后者重品德,讲孝道。

《抱朴子》里引的那两句,最初我是从商礼群选注的《历代民歌一百首》看来的,题目是《桓灵时童谣》,后面还有两句:“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末年的选拔官吏制度多由权门把持,用钱财可以贿赂买,本来文才出众方能入选秀才,品德出众才能当孝廉,结果选出的秀才连字也不识;选中孝廉的把父母扔掉了;号称门第清白的,其实是一片污浊;身居高位的将军的却胆小如鸡。上了大学,读文学史时,又读到这首童谣。我懂了,这就叫“末世征兆”。

唐代科举有“秀才科”,它和进士科、明经科一样重要。所以唐代之“秀才”与明清之秀才(生员)完全是两个概念。明清之秀才(生员)是三级考试中最低一级,旧时的“穷秀才”就是这么来的,泛称一般读书人,有穷酸的意思。

不过宋代的“秀才”主要是指应举的读书人,地位当然不像明清那么低。如果要做比喻的话,大概是指有文才之人,在旧史可以入“文苑”传的人,在今天就是作家一类。至于“学究”,就是研究学问之人,如汉代的郑玄、马融、唐代的孔颖达、李善一类人物,是可以入“儒林传”的人物。用西方的比喻,“秀才”即“诗人”,“学究”即“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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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秀才往往看不起学究,以为他们死板,不知权变不谙世事亦往往不解风情。李白《嘲鲁儒》的“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袁枚特别反感那些学问家以学问来绳律诗歌,说他们“误把钞书当作诗”,你有满肚子学问尽可以去做考据。“诗之传者,都自性灵,不关堆垛”。当然他也反对“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说法,认为要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囿。反之,学究也看不起秀才,以为他们浅薄。所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意即:是培养学者的)。读大学时,我们老师说:张爱玲是作家,她本身没有博士文凭,但是研究她的人可以获博士文凭,如果张是“秀才”的话,研究者就成了“学究”。我从孙犁先生的哪一篇文章里看到:“作家是爷爷,评论家是儿子,研究者是孙子。没有爷爷哪来孙子。”可惜忘了哪一本书。

从钱钟书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于当代的一些词学选家的学识与见解很不以为然。这句话堪称老吏断狱一样精准:“其学尚未足以为‘学究’,而其才断不能成‘秀才’。”

其实,如今一些名校的文科教授大体可作如是观。那怕地位再高,也是徒然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