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搜狐网近日报道,2026年10月15日,山西省沁源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牛玉吉涉嫌盗窃罪一案。庭审中,辩护人石永胜律师提交《回避申请书》,提出三点理由:公诉人赵珺制作的三份讯问笔录含无罪、罪轻辩解,却拒绝出示、移送;取证合法性存疑时拒不移送同步录音录像,反要求被告人自证非法取证,属倒置举证责任;履职不中立已构成“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法定回避情形。申请提出后,庭审随即休庭。
10月26日,沁源县人民检察院向山东省聊城市司法局发出《关于石永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违规执业情况的通报函》,认定其在“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恶意诽谤检察官,扰乱法庭的正常进行”,并附《回避申请书》《驳回申请决定书》,请依照《律师法》核查处理。11月11日,聊城市司法局回应:正在调查,尚无结论。
两件事放在一起,问题就清楚了:回避申请被驳回本是常态,但驳回之后紧接着对提出申请的人启动行业惩戒,性质就变了。回避申请权是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其价值不在于“必然获准”,而在于行使它不必额外付出职业代价。一旦申请回避可能换来一纸“恶意诽谤”的通报,这项权利就只剩纸面意义——申请回避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律师又如何正常行使辩护权?更妄谈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恶意诽谤”这个定性,从法律上难以成立。诽谤的核心是捏造事实,而申请书指向的是三份讯问笔录、一段同步录音录像、一项举证责任分配,都是可查证、可对质的事项,属于对公诉履职的法律质疑。按《律师法》第四十条,律师法庭言论享有执业豁免,仅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三类情形下例外;质疑证据是否随案移送,不在其列。更值得注意的是,通报函援引的第三十七条规范的是律师阅卷权,与“诽谤”毫无关联。
更需追问的是程序。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本案中它同时是被质疑的一方、启动核查的一方、作出定性的一方,缺少中立的判断者。控辩对抗的本意是让争议在庭内解决:证据是否移送由法庭审查,回避是否成立由法庭裁定;驳回后律师仍可质疑,或向同级、上一级检察院控告申诉。而“通报函加跨省投诉”,是把庭内的观点对抗直接转换成庭外的职业风险,跳过了居中裁判的环节。
还有一个不该被忽略的实体问题: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六部委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要求将案卷材料与全部证据移送法院,包括翻供、改变证言及对嫌疑人有利的材料。实务中辩护人一经提出通常即予移送;本案却拒不移送,还要求被告人自证非法取证。正因少见,质疑更需要公开回应,而不是一份投诉。
已纠正的冤案里,从不缺少“有利证据未随案移送”的影子。张志超蒙冤十五年,再审终获无罪,靠的正是有人愿把卷宗里缺失的几页翻出来。若每次较真都要先掂量执业证,这样的翻案不会再发生。
回避申请可以被驳回,但不能被惩罚。保障不在于一律同意回避,而在于:对申请书列明事项逐项书面回应;对是否随案移送、是否提交同步录音录像给出可核查说明;对律师质疑,通过法庭与检察系统内部渠道解决,而非司法行政惩戒。司法局的核查尚无结论,公众需要的不只是处理结果,更是一份说清“申请回避为何构成诽谤”的理由。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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