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阶段。此前几次作战,国民党军队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却不断调整兵力部署,逐步压缩中央苏区的活动空间。蒋介石试图以堡垒、封锁和多路推进的办法,把红军困在一个越来越紧的包围圈里。

莫雄并非普通军官。他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早年参加广东新军,后来追随孙中山,并在军中逐渐升任营长、团长。北伐时期,他曾率部作战,也与蒋介石有过交集。蒋介石早年遇险时,莫雄曾率兵驰援,这段经历使两人建立了特殊关系。

有意思的是,莫雄后来并没有因为这份旧交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内部权力不断集中,许多旧部受到排挤,莫雄对这种做法颇为不满。他看得很明白,军队若只听命于个人,战场上的胜负便不再只是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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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期间,莫雄通过刘亚佛等人接触到中共方面的同志,并与周恩来有过交谈。按照有关回忆,莫雄曾表达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考虑到他的身份和所处位置,组织没有让他立即公开转变,而是希望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承担秘密联络和搜集情报的任务。

这条路很险。

莫雄需要让蒋介石相信自己仍是一个能打仗、听指挥的将领,同时又要把军中的真实情况送出去。为了取得信任,他在一些战斗中按国民党方面的部署行动,取得了表面上的战果。可在具体部署上,他也尽量配合红军转移,避免造成真正的重大损失。

这种做法不能简单理解成“假打”。战场上的每一步都可能引来怀疑,稍有差错,便会暴露身份。莫雄既要应付上级的审查,还要提防身边人员的监视。多年军旅生涯,使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必须闭口。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1934年秋天那份作战情报。

莫雄获悉,蒋介石方面正在筹划对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合围,企图以优势兵力封锁各个通道,再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区域。后来一些材料把这一部署称为“铁桶计划”。关于兵力数字和具体细节,不同史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意图十分清楚:困住中央红军,迫使其在补给断绝后被消灭。

莫雄知道,情报如果晚送一天,红军就可能少一条突围的道路。他没有直接把材料带走,而是交给项与年设法转送。为避开沿途盘查,项与年化装赶路,甚至敲掉门牙改变面貌。途中危险重重,他仍想办法把密写在字典上的材料带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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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东西,必须亲手交给周恩来。”

这句话后来被多次提及。项与年抵达根据地后,顾不上休息,执意要求见到周恩来。确认身份后,他才把字典交出。经过处理,隐藏其中的文字显现出来,国民党方面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意图也随之进入中央视野。

周恩来立即将情报上报。中央据此判断,继续固守原有区域已经十分危险,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寻找新的转移方向。红军随后开始进行战略调整,一部分部队牵制敌军,主力则寻找包围圈中的薄弱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撤退,而是在敌军重重封锁下进行的战略转移。若没有提前掌握敌方部署,红军很可能在尚未完成集结时就遭遇更严密的合围。莫雄提供的情报,至少为中央争取了判断形势和重新部署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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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后来发现红军没有按预想被困住,随即追查泄密来源。莫雄的处境也因此更加危险。此后,他仍以国民党军官身份活动,尽量掩饰与中共方面的联系。这样的潜伏,不是一次送信就结束,而是长时间处在怀疑、试探和生死边缘之中。

1949年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莫雄,要求有关方面设法寻找这位曾帮助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将领。经过查找,莫雄后来在香港被找到。叶剑英陪同他前往北京,他得以见到毛泽东,并应邀参加1956年国庆活动。

此后,莫雄曾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参与地方工作,也与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项与年重新见面。1980年,莫雄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五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