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10日，北京，58岁的朱琦正在家中同几位老同志交谈，忽然感到胸口不适。身边人赶紧扶他躺下，并通知家属。遗憾的是，等妻子赵力平赶回家时，朱琦已经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到朱德那里，却没有立刻说出口。那一年，朱德已经88岁，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家人担心突如其来的打击会让老人承受不住，只告诉他：“朱琦病了，还在治疗。”
可父子之间的牵挂，往往不是一句话就能遮掩的。朱德接连询问儿子的情况，还多次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回答始终含糊，这反而让他更加不安。
6月20日，朱琦的后事处理完毕，赵力平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努力保持平静，孩子们却难以掩饰悲伤。朱德看着他们的神情，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康克清最终决定把实情告诉丈夫。听到儿子已经去世，朱德身体晃了几下，过了片刻才哽咽着说：“你们应该告诉我。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还这么年轻，太可惜了。”
这句话说完，老人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对朱德而言，朱琦不仅是唯一的儿子，也是多年分离后才重新团聚的亲人。
朱琦出生于1916年，生母肖菊芳在他三岁时因病去世。朱德长期奔波于革命事务，无法留在家中照料孩子，后来与陈玉珍成婚。陈玉珍把朱琦当作亲生孩子，在艰难的生活中将他抚养长大。
那段岁月并不宽裕。战乱频繁，家庭又缺少稳定收入，朱琦没有接受多少系统教育。陈玉珍守着孩子生活，始终没有改嫁。朱德则在各地活动，夫妻之间因为通信中断，关系渐渐疏远。
1937年，19岁的朱琦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由于不愿暴露父亲身份，他一直谨慎行事。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得知儿子下落不明，心中始终放不下。周恩来注意到他的忧虑后，曾设法帮助寻找朱琦。
父子重逢是在延安。朱琦走进窑洞时，朱德先看向他的右耳附近。那里有一个胎生的“栓马柱”，这是父子相认的重要凭据。多年未见，朱德确认身份后，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朱德没有因为儿子的特殊身份替他安排一条轻松的道路，而是把他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朱琦勤奋补习文化，完成学业后参加抗日工作。后来他因负伤离开前线，转到后方继续承担任务。
建国前，朱琦已经担任团级干部，按常理说，完全可以走上管理岗位。铁道部门需要干部时，他主动提出调去工作。朱德支持儿子的选择，却叮嘱他：“到铁道部门，要从基层做起。”
朱琦没有去做领导，而是从练习生干起，经过多年训练，逐步成为一名司机。朱德还反复要求他不要向外人透露父亲是谁。于是很长时间里，身边同事只知道他是一名普通铁路职工，并不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这种低调并非姿态，而是朱德对儿子的要求。身份不能成为便利，更不能变成工作中的特殊条件。朱琦在岗位上谨慎踏实，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具体事务上。
特殊时期，朱琦也曾遭遇不公正对待。生活环境和精神压力给身体留下隐患。1972年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他急于补回失去的时间，工作格外卖力，心脏疾病也在长期劳累中逐渐恶化。
两年后，他在家中突然病发，没能留下遗言。朱琦的一生没有父亲那样显赫的经历，却走过了从贫困乡村到革命队伍、再到铁路基层的曲折道路。父亲晚年得知噩耗后，连续多日睡不好、吃不下，只能独自坐在沙发上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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