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梁漱溟面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连续几次要求延长发言时间。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争论也从政策理解，变成了对中国农村道路的根本分歧。
这场争辩后来广为流传，梁漱溟也被一些人称作敢于直言的“狂人”。不过，若只把它看成一个知识分子顶撞领袖的故事，未免把事情说简单了。梁漱溟真正坚持的，是一套形成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想。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8日，周恩来作有关报告，梁漱溟列席会议。发言时，他多次说明自己拥护总路线，也承认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改造的必要性。
矛盾出现在如何看待农民生活。梁漱溟认为，工人与农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并用“九天九地”来形容这种差别。他担心，若只强调工业建设，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会被掩盖，农村建设也会因此失去基础。
9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这种说法，认为梁漱溟把农民问题同总路线对立起来。梁漱溟感到自己受了误解，随即写信说明立场。几天后，两人见面交谈，谈话并不轻松，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多次发生争执。
9月18日，梁漱溟再次要求充分发言。毛泽东劝他说：“梁先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回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说。”毛泽东又提出让他讲到四点，梁漱溟仍认为时间不够。会场内要求他停止发言的声音越来越多，毛泽东只好提议表决。
梁漱溟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并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毛泽东。相反，他承认自己当时情绪激烈，言辞也有失分寸。毛泽东在会上虽然批评尖锐，却没有简单封住他的嘴，而是答应另行安排机会，让他把观点讲完。这个细节，说明争论并非私人恩怨。
真正的问题，在于两人对农村的判断完全不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把乡村看成中国社会改造的核心。他主张依靠知识分子、地方士绅和教育力量，逐步恢复乡村秩序，改善农民生活。他更相信文化教化和社会改良，而不是剧烈的政治革命。
毛泽东的判断则建立在阶级关系和土地问题之上。在他看来，农村贫困并不只是教育落后或风俗衰败造成的，土地占有关系和旧的政治秩序才是关键。若不触及这些根本问题，单靠乡村教育、道德劝导和地方精英，很难改变农民的处境。
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并非没有现实关怀。他确实长期奔走于农村，也确实希望农民摆脱贫困。只是他的方案把农民看成需要知识分子引导的对象，对农民自身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力量估计不足。这种局限，决定了他的主张难以同革命道路相容。
两人的分歧，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存在。抗日战争后，国共双方围绕停战和政治安排进行谈判，梁漱溟坚持和平调解，曾提出过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案。周恩来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梁漱溟没有真正看清双方矛盾的性质，谈话一度非常激烈。
不过，把梁漱溟说成反对新中国的人，也不准确。他承认国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也认可许多建设目标，只是始终没有放弃自己那套以乡村教育和社会改良为中心的判断。出发点未必恶意，认识却受到时代和阶层经验的限制。
1977年，梁漱溟在写给有关部门的信中说，自己曾经“狂妄冒犯主席”，并表示“无可原恕”。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自我否定，而是他对1953年那场争辩重新作出的判断。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当时反复强调的“农民问题”，并不能脱离中国革命的整体道路来讨论。
1986年，梁漱溟谈及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曾感到他们离世后的寂寞。那种复杂情绪里，有争论留下的刺，也有相互理解后的惺惺相惜。一个人的学问可以很深，判断却仍会受时代所限；梁漱溟的经历，恰好把这种矛盾摆在了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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