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下旬,江苏徐州一间诊室里,家属陪着一位患有高血压的老人就诊。看诊过程中,家属撞见医生对着手机上的软件逐项核对用药,对这一过程心存顾虑,紧接着便拦下了接下来的开药环节。
两天之后,当事医院出面作出回应,称医生把信息核对完毕,确认用药安排不合适,最终放弃了这次开药打算。
这段诊室画面里,医生低头操作手机的举动,也让AI辅助看病的边界话题摆到了公众讨论的台前!
诊室里的核对经过与两层说法
10月25日下午,韩先生陪着患高血压的奶奶,到徐州一家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就诊。进诊室时,家属就把患者的用药禁忌告诉了接诊医生:老人吃地平类降压药会过敏,同时尿酸偏高。
看诊过程中,医生拿起手机操作,屏幕上是与AI工具“豆包”的对话内容。界面里能看到“重点检测项目”“慎用、尽量不用”等用药提示字样。
韩先生后来在采访中回忆,当时医生说要查一查资料,可他看到的并不是医学教材或药典,而是手机里的豆包。在AI给出可以服用的提示之后,医生准备开药,家属不敢接这个药。
出于对AI所给药物的顾虑,韩先生当场拒绝由这位医生开具处方。他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最不安的地方在于责任归属:万一用药后真出了问题,分不清该追责医生,还是追责软件。
老人有高血压基础病,用药选择本来就要结合过敏史和尿酸情况一并衡量,这也是家属在现场格外谨慎的现实背景。
10月27日下午,当事医院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作出说明。院方核实后的口径是:当天坐诊医生并没有给老人开药,当时是借豆包核对一款新药对老人是否合适,比对之后发现不合适,所以什么药都没开。
院方同时说明,这类软件只是拿来查信息的帮手,最终处方由医生本人决定,医院方面从不用豆包为患者开处方。据搜狐健康频道稿件,老人最后仍按原来的方案调整药量,之后顺利出院。
两边说法指向同一段诊室经历,看到的环节却并不一样。家属视角停在“AI给出提示、医生准备开药”的那一刻;院方口径则覆盖了后续核对禁忌、判断不合适、放弃用药的完整过程。
界面上的用药提示、家属的当场拒绝、院方的核实回应,目前均有公开报道可查。按现有材料,事件被还原为一次诊室用药核对,当天并没有形成新的处方。
信息不对称下的舆论分歧与处方权边界
这场误会的根子在信息不对称。家属在诊室里看到的,是医生对着手机上的AI界面准备做决定;医生随后逐项核对禁忌、最终作出否定判断的过程,家属并没有看到,不安由此产生。
诊室空间有限,家属能观察到的动作往往只有表面几步。医生低头看屏幕、指尖滑动、短暂停顿,这些动作在患者一方看来,很容易被理解为把判断交给了手机;至于屏幕之外翻查了哪些禁忌、比对了哪些病史,旁人难以同步掌握。
相关视频传到网上之后,舆论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质疑医生的专业性,觉得连降压药的选择都要去问AI;另一派则认为,医生查新药禁忌时用AI比对资料,比翻书翻手册更快,不必一看到手机就紧张。
两派立场看似对立,落点却有共识:AI能够当作信息工具提供辅助,却不能代替医师下诊疗结论。争论的焦点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使用工具的边界划在哪里。
监管口径上,按中华网转述的监管要求,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局在相关规定中提出,相关软件不得冒用医师身份,也不能代替医师开展诊疗服务;处方这一环节,只能由接诊的医师本人来开。
放到这一规则下,通用AI工具给出的用药提示,仅供医师查资料时参考。药物能不能用、用多少、是否属于禁忌,仍需接诊医师对照患者病史、检查结果和既往用药记录综合判断。
院方回应中“AI仅作辅助、处方由医生决定”的表述,与上述监管要求在制度层面是一致的。分歧更多落在执行环节的透明度上:医生借助AI做辅助判断时,患者一方并不知情。
通用大模型输出内容本身并不稳定。用药提示直接牵涉过敏史、基础病和同时服用的其他药物,看病场景对信息准不准、责任归谁的要求,明显高于一般生活咨询。
也正因为如此,工具检索回来的信息能不能采信、采信到什么程度,始终需要临床经验兜底。家属担心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规则层面其实已有答案:开处方的主体只能是医师,工具不承担诊疗责任。
有人担心AI检索结果存在偏差,也有人觉得只要医师把住最后一关,工具效率尽可以用上。两类担忧与期待并存,恰恰说明舆论并非反对技术进场,而是担心使用过程缺少看得见的规则。
规则的意义正在于此:把工具的角色限定在查阅与提示层面,诊疗结论的形成链条保持在医师与患者之间,外界对越界的疑虑才会逐步消解。
从舆论反应看,公众对AI进诊室的敏感,并非只针对这一次事件。医疗决策直接关系身体安全,任何把判断权交给机器的观感,都会放大对风险的想象。
两派讨论共同提醒:技术可以缩短检索时间,却缩短不了判断责任。信息来源再多样,最终落到患者身上的用药方案,仍要经得起病史核对和事后追溯。
工具进诊室之后,规范与沟通要跟上
这起事件需要规范的,不是“用不用AI”,而是“怎么用”。医院层面应先厘清:哪些工具可以用来辅助查阅资料,哪些工具不得介入诊疗决策环节,边界要在院内规则里写清楚。
医生使用AI辅助判断时,应当主动告知患者一方,把查证的动作与判断思路讲清楚,减少家属只盯着手机屏幕、看不到医师思考路径的信息差。
借助AI获取的信息,应在病历中记录下来,把病历留痕落到实处,方便事后查证用药理由,处方责任也始终落到接诊的医师身上。
处方权始终握在医师手里:AI提示可以用来核对禁忌、检索资料,但开药决定、剂量调整和风险告知,都由医师负责;患者知情同意,也在这一环节完成。
从长期趋势看,AI走进诊室已经绕不开。软件能协助医师迅速检索比对资料、提示禁忌项目,但技术定位始终是辅助,不能反倒取代临床判断。
对患者而言,诊室里多一句“我查一下资料再定”的沟通,比事后发布声明更能消除顾虑。技术本该让就医更踏实,而不是加重患者的不安。
院内工具清单、告知话术、病历记录方式,可以在日常流程中逐步细化;成熟的做法会随实践积累沉淀下来,关键是让患者在诊室里就能看明白、问清楚、留得下凭据。
透明度做足之后,家属在诊室里获得的就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手机画面,而是可以理解、可以追问的判断过程。患者愿意配合诊疗,前提是看得见依据、听得清理由,这与用不用新工具并不冲突。
回到这类事件本身,规范讨论的落点始终是把人放在前面:工具检索得再快,也要经过医师核对;流程记录得再全,也要服务于患者安全。技术位置摆正了,诊室里的信任才不容易被一场误会消耗掉。
把视角拉回这次诊室经历:医生查完发现新药不合适,最终什么药都没开。如果核对与否定判断的过程当时就摆在明面上,家属看到的就不会只是一块手机屏幕。
工具检索资料、医生作出判断、患者知情确认,三个环节各自归位,技术与诊疗之间的距离才不会被误解拉远。
技术辅助可以走进诊室,透明沟通必须留在台前,让每一次用药决定都经得起核对,是患者最朴素的期待。 #上头条 聊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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