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醒醒。”

我眼睛还没睁开,先听见门轴那声轻响。老式木门,铰链松了,谁推都带点呻吟。屋里没开灯,月光从窗帘缝挤进来,一道白,刚好照着床尾那把塑料椅子——我衣服搭在上面,白天赶集蹭的泥点子还在。

我猛地一激灵,嗓子眼那口气顶到喉咙口,刚要喊——

“别喊,是我。”

堂姐阿芳蹲下来,声音压得极低,嘴唇几乎贴着我耳朵。她身上有股肥皂味,不是城里那种香精沐浴露,是老家灶台边那种土肥皂,碱大,冲鼻子。

“你哥喝多了,睡死在堂屋。我妈——你二婶,她喘不上气了。”

我脑子嗡一下,彻底醒了。

坐起来,凉席粘着后背,汗。

阿芳蹲在床边,头发散着,没扎,一件旧汗衫,领口洗得发白。她眼睛亮得不正常,不是哭过的红,是那种憋着一股劲的亮。

“啥时候开始的?”我边套裤子边问。

“半夜一点多。我听见她哼,起来看,她坐着,手抓胸口,说闷。”阿芳语速快,但没乱,“我给她含了救心丸,没大用。我想叫你哥,他跟人拼酒,回来吐了一地,现在叫不醒。”

我光着脚踩地上,凉。

二婶六十出头,有冠心病,去年在县医院住过一周。她家就阿芳和堂哥大军两口子,大军在镇上开铲车,白天累,晚上喝大酒,倒头就死。阿芳在镇上超市做理货,早出晚归,回来还得伺候婆婆。

我跑堂屋看大军。他四仰八叉,鼾声像锯木头,地上吐的酸水混着花生壳。我推他两把,纹丝不动。

阿芳已经把二婶扶起来了,半靠在床头。老太太脸色青灰,嘴唇紫,手攥着胸口服,指甲盖都发暗。她看见我,想说话,嘴张了张,没声。

我心里一沉。

“叫120?”我问。

阿芳摇头:“这深更半夜,救护车从镇上过来得二十分钟。我怕等不及。”

她从柜子里扯出件外套披上,又拿手电筒塞我手里:“你骑大军那辆电三轮,送卫生院。我扶她下去。”

我愣了一下。

不是犹豫救不救。是这画面太反常——

半夜,堂姐进我房间叫醒我,让我帮忙送她妈去医院。

大军睡死叫不醒。

阿芳没哭没闹,冷静得像提前排练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第一次。

电三轮突突突往镇上跑,后斗里阿芳抱着二婶,老太太哼都没力气哼了。夜风刮脸,我眼睛眯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

阿芳为啥不先喊大军?

到卫生院,值班医生一看,直接推抢救室。吸氧、心电图、硝酸甘油。护士问家属呢,阿芳说“他爸喝多了,来不了”。医生看了我一眼,没多问。

等结果那半小时,阿芳坐在走廊长椅上,两只手搓着,指甲掐进掌心。我没敢问她啥,怕她崩。

后来二婶缓过来了。心梗前兆,没大面积坏死,算捡回一条命。

大军被邻居叫醒,跌跌撞撞赶来,一身酒气,进门就吼:“咋不早叫我!”

阿芳没理他。

她走到病床边,给二婶掖被角,动作轻,像怕碰碎什么。

大军转头冲我:“小伟,你咋在这儿?”

我说:“我睡你那屋。阿芳叫我起来的。”

大军愣了下,看阿芳,阿芳不看他。

那眼神我记住了。

不是怨,是心寒透了以后,懒得再费力气怨的那种。

二婶住了五天院,花了一万二。

大军出了三千,剩下的阿芳掏。她从超市预支了工资,又跟我借了两千。

大军说:“我铲车活儿淡季,没钱。”

阿芳说:“你天天喝酒有钱。”

大军说:“你那嘴能不能软一点?”

阿芳不说了。

我在旁边坐着,像个多余的摆设。

出院那天,我帮着把二婶扶上车。阿芳在前面扶着,我在后面推轮椅。大军跟在最后,空着手,裤兜里还揣着烟。

路上阿芳突然跟我说:“小伟,姐不是故意不叫你哥。”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她继续:“叫了他也醒不了。醒了也是骂我大惊小怪,然后骑摩托带她,半路再摔一跤。上次二婶半夜头晕,他骑电动车带她去诊所,摔沟里了,二婶肋骨裂一根。”

我脚步顿了一下。

“所以你信我,不信他。”我说。

阿芳苦笑:“不是信不信。是试过了,没用。”

这话扎人。

大军不是坏。

他只是被日子泡软了。

铲车活儿不稳定,夏天晒脱皮,冬天冻僵手。挣的钱不够他喝两场酒。他不是不心疼他妈,是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力顾别人。

阿芳也不是圣人。

她有她的算盘。

她跟大军吵了三年,闹过离婚,没离成。不是因为感情,是因为二婶没人管。大军靠不住,她走了,老太太怎么办?

她留下来,不是因为爱大军,是因为放不下她妈。

这层窗户纸,全家都看得见,没人捅破。

我在堂哥家那几天,慢慢看明白了。

大军每天回来,阿芳把饭端上桌,不叫他第二遍。他吃,她收拾。他喝酒,她不劝。他吐了,她拿拖把拖干净,不骂。

像两个合租的房客,共用一个厨房,共用一个婆婆,其他各过各的。

二婶心里明镜似的。

有回我陪她晒太阳,她拉着我的手,指甲剪得短短的,干枯的手皮包着骨头。

“小伟,你姐命苦。”她声音哑,但清楚,“她不是没想过走。可她走了,我这条老命就真没人管了。”

我喉咙堵。

“大军不是坏,是没出息。”二婶说,“可他是我儿子。我不能让阿芳因为他,把一辈子搭进去。”

她叹气,风把她的白发吹起来,她没力气拢。

“有时候我想,不如早点走,省得拖累他们。”

我赶紧说:“二婶你别瞎想。”

她笑了一下,嘴角歪着:“不是瞎想。是人老了,都怕变成累赘。”

那天下午,阿芳在厨房切菜,刀剁在案板上,咚咚咚。大军在院子里修电三轮,扳手敲得叮当响。

我在屋里坐着,突然觉得这个家像一台破机器。

零件都在,各转各的,凑不到一块儿去。

二婶是那根快断的皮带,阿芳是那个咬牙拧螺丝的人,大军是那个明明能帮忙却蹲旁边抽烟的人。

我待了五天,走了。

走那天阿芳送我到村口。她头发扎起来了,换件干净褂子,像要把这几天攒的灰抖掉。

“小伟,姐那天半夜进你屋,你别多想。”她突然说。

我笑:“我想啥?”

她低头踢了下石子:“村里人嘴碎。我怕你回去说,传成啥样。”

我愣了一下。

原来她怕这个。

“我不会说。”我认真回她,“就算说,也是说你孝顺。”

她摇头:“孝顺?我连自己日子都过不明白,算啥孝顺。”

她送我上车,手在裤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头蒜、一把豆角。

“自家种的,带着。”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

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她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手搭在额头上挡太阳。

后来我每次回老家,都绕去二婶家坐坐。

大军还是老样子,喝酒,修车,话少。阿芳还是那样,理货,做饭,伺候婆婆。二婶身体时好时坏,去年冬天又住了次院,这次大军没睡死,骑电三轮送的,虽然还是慢,但至少醒了。

阿芳跟我说:“他进步了。”

我听出她语气里的那点轻,不是讽刺,是那种“好歹还知道是人”的松口气。

前阵子我妈打电话,说阿芳跟大军终于去办了离婚手续。没吵没闹,大队开了证明,二婶跟阿芳过。

“大军没闹?”我问。

“闹了。但阿芳说,你闹也离,不闹也离。你选。”

大军选了不闹。

他搬去镇上跟工友合租,每月给二婶五百块钱。不多,但给了。

阿芳没再嫁。她说先伺候妈,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妈在电话那头叹气:“造孽。”

我没接话。

造什么孽?

大军没出息,但他没跑。阿芳熬不住了,但她没扔下。二婶怕拖累,但她还在喘气。

他们都不完美。都自私过,都逃避过,都说过狠话。但最后,谁也没真撒手。

那天晚上阿芳蹲在我床边,月光打在她脸上,那两句话我记到现在:

“别喊,是我。”

“你哥喝多了,睡死在堂屋。我妈喘不上气了。”

没有煽情,没有哭诉,就是一个被生活磨到没力气再客套的人,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敲开了最近的那扇门。

我庆幸那扇门没锁。

车到站了,我拎着那袋蒜和豆角下车。豆角有点蔫了,但还能吃。我拿进厨房,泡水里。

水凉,手凉。

窗外天快黑了,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响起来,咚咚咚,像阿芳剁菜的声音。

我把豆角捞出来,甩甩水,放案板上。今晚炒个蒜蓉豆角吧。

刀落下去,咚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