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海涛,今年三十八岁,老家在辽宁鞍山。来日本第十一年了,现在住在埼玉县川口市,在一家食品工厂做熟食加工。

厂子不大,八十来号人。中国人、越南人、尼泊尔人占了一半,剩下的日本同事大多是五十岁往上的阿姨。课长姓佐藤,头发花白,说话很客气,但一到赶订单的时候,脸色比谁都沉。

我每天早上五点二十起床。洗脸、煮一锅米饭、把昨晚剩的味噌汤热一下,六点出门。骑自行车到车站十二分钟,再挤二十分钟埼京线。

那车是真旧。车厢里的吊环磨得发亮,座椅套子洗得发白,夏天冷气不足,冬天暖气过头。人挤人的时候,我总想起老家县城到市里的那趟中巴,也是这个味儿。

我在厂里时薪一千一百五十日元,加班按一点二五倍算。一个月出勤二十一天,加上每周七八个小时的加班,到手二十二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一万出头。

房租六万八千日元,是栋八十年代的老团地,两室一厅,墙纸泛黄,浴室的排气扇一开就嗡嗡响。水电燃气一个月一万五,手机费四千,剩下的才是吃饭和孩子的东西。

我媳妇林小燕在附近的药妆店打工,一周四天,时薪一千一百。她日语比我好,跟客人聊得来,店长挺器重她。

女儿周念八岁,小学二年级。学校走路十分钟,书包是那种硬壳的,红色,跟国内小学生背的差不多,就是贵,一个要两万多日元。

刚来那几年,我也信过媒体上那套说法。什么日本工资高、福利好、街道干净得像画、东西精致得不得了。来了以后才发现,画是画,日子是日子。

先说便利店。我刚来的时候,一个饭团一百一十日元,现在一百五十。牛奶、鸡蛋、面包,年年往上蹿一点,涨幅不大,但十年下来,账很好算。

收银台上是有扫码的机器,可后面排队的老头老太,还是掏零钱包,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后面没人催,队伍安安静静,就是慢。

我们厂里现在还在用传真机。真的,传真机。供应商下单传真,排班表手写,考勤表格子印好,用红笔一格一格勾。佐藤课长电脑上装的还是老版表格软件,打开要等半天。

有一次我提了一句,说国内都用手机扫码填表了,五分钟的事。佐藤看着我,笑了笑,说:那样的话,不会用手机的人怎么办。

我当时没话讲。这话听着落后,可也有他的道理。日本这地方,什么新东西都得先等一等,等最后一个人也能用上,才往前挪。

我住的这片,有个町内会,就是咱们的居委会。每个月第一个周日早上六点半,路边捡垃圾。我去过几次,天还没亮透,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戴着手套,拎着夹子,把烟头一个一个夹进袋子里。

年轻面孔很少。整条街上,二十几岁的人本就不多。对面那栋楼,一半窗户常年是暗的,房东田中先生说,那几户老人走了以后,就再没租出去。

买东西这件事,落差最大。国内点一点手机,半个钟头热饭送到门口,菜、药、水果,什么都送。在这儿,外卖是有的,贵,而且慢,送餐的小哥骑个自行车,遇上雨天就不接单。

快递更别提。佐川急便送第一次没人在家,就塞张单子,让你打电话约第二次,还得选两小时的时段。我上班,白天不在家,一趟包裹能在我这儿折腾一星期。

超市晚上八点开始贴半价签。那场面我看了十年,还是觉得震撼。一群老人站在熟食柜前,眼睛盯着店员的手,谁先贴,谁先伸手。为了一盒便宜两百日元的炸鸡,能站二十分钟。

支付也是。大城市还行,扫码的地方不少,我在唐吉诃德用手机付过一次,旁边日本同事瞪大眼睛,说真方便啊。可走出那条街,拐进小巷子里的拉面店,还是只收现金。

女儿去年冬天发烧,三十九度。周六下午,附近的儿科全关门,我开车跑了四十分钟,才找到一家开着的。候诊室里坐满了人,等了三个多小时。

看是看得好,医生很仔细,问得也细。结账的时候因为有儿童医疗补助,自己只掏了几百日元。这一点我是真心服气,孩子看病几乎不花钱。

可那三个小时,我抱着烧得迷迷糊糊的女儿,坐在硬塑料椅子上,脑子里想的全是老家县医院。人多、吵、态度一般,但至少急诊二十四小时开着,半夜去了也能看上。

小燕有次跟我算账。她说,咱俩加起来一个月三十五万日元,交完房租水电,扣掉保险年金,剩下二十万,一家三口过日子,紧巴巴。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剥豆角,一边剥一边说,语气很平。我们俩这些年,谁也没抱怨过谁,就是算账,算完了接着过。

厂里的老赵,赵德明,哈尔滨人,来日本二十二年了。他是我师傅,教我怎么切菜、怎么控温、怎么躲开佐藤的雷区。

老赵常说一句话:这二十二年,工资没怎么涨,物价涨了三成,税和保险一年比一年多。他说他刚来那会儿,一个月能存十万日元,现在能存三万就谢天谢地。

他儿子在日本出生长大,日语比中文溜。老赵每次喝酒都念叨,说孩子将来认不认自己是中国人,他心里没底。

去年夏天我回国一趟,从东京飞沈阳,再坐高铁回鞍山。落地那一刻,手机信号满格,扫码叫车,二十分钟车到。

我在老家待了十二天,受到的刺激比这十年加起来都多。县城商场里的牌子,比川口车站前那家还全;小区门口的快递柜,一天取三次;街边卖烤冷面的大姐,摊上贴着两个收款码。

我表弟小宇在杭州送外卖,一个月跑下来八千到一万,租的房子比我这儿新,电梯楼,二十四小时热水。他跟我视频的时候,背景里是他刚买的电动车,亮得能照人。

他说,哥,你在日本一个月挣一万,还不如回来跑单。我笑了笑,没接话。

因为我知道,他那边一天跑十二个小时,下雨也得跑,超时扣钱,差评扣钱。他那儿的新,是拿命换的新。

回来以后我琢磨了很久。日本到底像咱们哪儿?

我想明白了,像三线城市。不是穷,是那种节奏,那种旧,那种什么都慢半拍但也不至于活不下去的样子。

街道是干净的,规矩是清楚的,办事是讲流程的。你去区役所办个手续,窗口的小姑娘会耐心跟你解释三遍,但你必须带着印章,必须填那张纸,必须等他们盖章。

我抽屉里现在有四个印章。一个实印,一个银行印,一个公司用的,还有一个是当年不懂事随便刻的。国内的朋友听了都笑,说现在还有这东西?

可你要说日本不好,也不全对。空气好,水能直接喝,孩子上学不用补课补到半夜,老师真的会管。马路上的车会让行人,这点我到现在还不太习惯。

我女儿在学校运动会,全班一起跳那种整齐的集体舞,家长坐在草地上吃便当。那天太阳很好,我看着她小小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地方也有它的好。

小燕那天做了三个饭团、一盒炸鸡、一份玉子烧。旁边日本妈妈带的便当,精致得像艺术品,一格一格摆着花。小燕看了一眼,小声跟我说,算了,咱不跟她们比。

上个月厂里开会,佐藤说订单少了,明年可能要缩一条线。大家都没吭声。散会后老赵点了根烟,说,撑一天是一天吧。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忽然想起我刚来那年,他也是这么站在厂门口抽烟,那时候他头发还是黑的。

晚上回家,路过便利店,我买了一份半价的炒面。收银的小伙子二十出头,动作很慢,找零的时候数了两遍。

我拎着袋子往家走,路灯一盏一盏亮着,路上没什么人。远处有个老太太推着买菜的小车,慢慢地走,车轮在地上磨出很轻的声音。

到家,女儿已经睡了,作业本摊在桌上。小燕在阳台收衣服,回头问我,吃饭了没。

我说吃了。她说,明天念念要交手工作业,你帮她剪一下那个纸盒。

我说好。

我坐在桌边剪纸盒,剪刀一下一下,窗外很安静。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媒体上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里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就是一个地方,有它的旧,有它的慢,有它不肯改的规矩,也有它让人踏实的地方。

我不后悔来,也不打算神话它。日子是自己过的,账是自己算的,别人怎么说,都是别人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