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方翠萍,今年三十九岁。在安庆一家羽绒服厂踩了十四年的缝纫机,去年厂子搬到江西去了,我没跟去。老公王大勇在工地上摔断了腿,钢板还没拆,干不了重活,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我呢,经人介绍,去了我高中同学李曼家当住家保姆。
李曼和我高中同桌两年。那时候她成绩好,长得白净,穿的衣服都是城里买的。我呢,从乡下上来读书,土,成绩也一般。毕业之后就没联系了。再见面是去年秋天,在菜市场,她认出了我,聊了几句,知道我的情况,说她家正好缺个人帮忙带孩子和做家务,问我愿不愿意去。
一个月四千五,包吃住。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李曼嫁得好。老公姓周,叫周建平,开了一家建材公司,听说年入百万。住的是城东的别墅区,三层楼,带院子。我刚去的时候,站在铁艺大门外面,手攥着布袋子,腿肚子直转筋。
李曼出来接我,还是那么白净,穿了件米色羊绒衫,头发挽起来,像电视里的人。她笑着说:"翠萍,别站着了,进来。"
她叫我翠萍,不是方姐,也不是保姆。我心里一热。
家里有个八岁的女儿,叫悠悠,上二年级。周建平平时忙,早出晚归,周末偶尔在家。头两个月,一切正常。我每天六点起来做早饭,送悠悠上学,回来打扫卫生、买菜、洗衣,下午接孩子,辅导作业,做晚饭。李曼不怎么管家务,她自己开个网店,卖些手工饰品,在书房里一坐就是一天。
周建平话不多,回来就往书房钻,偶尔在客厅坐坐,看看新闻。对我还算客气,叫阿姨,后来李曼说别叫阿姨,叫翠萍姐。他就改口叫翠萍姐。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安稳。王大勇那边,我每月给他三千,自己留一千五。他修鞋摊一天挣个五六十,够吃药。日子虽苦,但有盼头。
变故是从十一月份开始的。
那天李曼去杭州进货,三天。走之前交代我,悠悠的校服要洗,晚饭做清淡点。周建平那几天正好不忙,每天回来得早。
第一天没事。第二天晚上,悠悠早睡了。我在厨房收拾碗筷,周建平进来倒水。他站在我旁边,说:"翠萍姐,辛苦你了。"
我说:"不辛苦,应该的。"
他没走,靠着灶台,跟我聊了几句。问我老家哪儿的,孩子多大了。我说我儿子十六了,在技校学汽修。他点点头,说:"不容易。"
第三天晚上,李曼还没回来。我做完家务,坐在客厅沙发上缝悠悠的校服扣子。周建平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瓶红酒,问我要不要喝一杯。
我摆手:"我不会喝。"
"就一杯,暖暖身子。"他拿了只杯子,倒了一点,放在我面前。
我推不过,抿了一小口。涩的,不习惯。
他坐在我对面,喝着酒,忽然说:"李曼她……太忙了。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家就我跟悠悠两个人。"
我没接话。这种话,不该我接。
但他接着说,说他跟李曼结婚八年,感情早就淡了。说她眼里只有她的网店,连他生日都记不住。说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像个外人。
说着说着,他眼眶红了。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冒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是一种……靠近感。他有钱,有房,有公司,但在这一刻,他坐在对面,红着眼眶,跟一个保姆掏心窝子。他看起来,也没那么高高在上了。
那天晚上,他喝了大半瓶。我扶他上楼,他手搭在我肩膀上,重重的。到了卧室门口,他忽然转过身,抱住了我。
我僵了。
他的脸埋在我颈窝里,呼吸热热的。我闻到了酒味,还有他身上淡淡的古龙水味。
"翠萍姐……"他声音含糊。
我推开他。力气不大,但他松了手。
"周哥,你喝多了。"我低着头,心跳得像打鼓。
他靠在门框上,看着我,眼神不清醒。过了几秒,他说:"对不起。"
我转身下楼,腿软得差点踩空。
那一晚我没睡好。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个拥抱。不是心动,是害怕。我怕李曼知道,怕丢工作,怕王大勇知道。但更怕的是,我居然没有特别抗拒。
第三天李曼回来了。大包小包的,兴高采烈地说进了一批好货。我帮她拎上楼,她拍了拍我的肩:"翠萍姐,这几天辛苦了。"
我笑着说不辛苦,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之后的日子,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周建平和我的眼神变了。吃饭的时候,他会多看我一眼。我在客厅拖地,他从旁边走过,手指会轻轻碰一下我的手背。不是每次,偶尔。像试探。
我躲过几次,但没翻脸。我告诉自己,别多想,他就是酒后失态。可我心里清楚,我也在试探。试探他的底线,也试探自己的。
十二月中旬,李曼又出门了。这次是去广州,五天。
第二天晚上,悠悠睡了。我在洗衣房熨衣服,他进来了。门关上。
他站在我身后,手搭在我腰上。我没躲。他转过我,吻了我。
我闭着眼,脑子里闪过王大勇的脸,闪过李曼的脸,闪过悠悠喊我阿姨的声音。但身体没有动。
那晚之后,我们越过了那条线。
不是一次。是三次。每次都是李曼不在的时候。他来洗衣房,来我房间,来厨房。我像中了邪,明知道是错的,停不下来。
不是因为爱。是因为他看我的眼神。那种被需要、被渴望的感觉,我太久没体会过了。王大勇摔了腿之后,对我只有抱怨和沉默。我在这个家里,被李曼当姐妹,被周建平当女人。这种落差,让我昏了头。
但我知道,这事迟早要炸。
元旦前,李曼说要办个家庭聚餐,请几个亲戚。让我把家里彻底打扫一遍,窗帘也拆下来洗了。
那天我在阳台拆窗帘,踩着凳子,够不到最顶上的挂钩。周建平走过来,说:"我帮你。"
他站在凳子后面,手扶着我的腰,帮我够挂钩。李曼从院子里进来,正好看见。
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一袋橘子。
时间像凝固了。
周建平的手从我腰上拿开了。我僵在凳子上,不敢下来。
李曼没说话。她把橘子放在鞋柜上,转身走了。
我手忙脚乱地从凳子上下来,心跳得嗓子眼疼。我想追出去解释,但脚像钉在地上。
那天晚上,李曼没提这事。她照常做饭,照常跟悠悠说话,照常跟周建平聊了几句。但她的眼神变了。看我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自然了。像隔着一层玻璃。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也许她没往那边想,也许她只是觉得丈夫帮保姆够个窗帘,没什么大不了。
但我错了。
三天后,周建平把我叫到书房。
他坐在书桌后面,脸色不好看。李曼坐在旁边,手里端着一杯茶,面无表情。
我站在门口,手攥着围裙角。
周建平开口了。他说,他跟李曼谈过了。他说,他承认他对我有"越界的行为"。但他强调,是我"主动勾引"他,说我在洗衣房穿得太少,说我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说一个保姆不该有那种眼神。
我愣住了。脑子嗡的一声。
"你说什么?"我声音发抖。
李曼放下茶杯,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冷,跟她平时判若两人。
她说,翠萍,我们同学一场,我待你不薄。四千五一个月,包吃住,逢年过节还给红包。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
我说:"不是的,我没有勾引他。是他先……"
"先什么?"周建平打断我,"我先帮你?先跟你说话?翠萍,你一个保姆,我跟你说话是客气,你别蹬鼻子上脸。"
我看着他。那个曾经红着眼眶跟我说"这个家像牢笼"的男人,那个抱着我说"对不起"的男人,此刻坐在真皮椅上,面不改色地把所有脏水泼到我身上。
李曼站了起来。她说:"翠萍,你走吧。这个月工资照给你,算到今天。东西收拾收拾,明天别来了。"
"曼曼……"我叫她。
"别叫我曼曼。"她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刀子,"我跟你没那么熟。"
我回到自己那个小房间,坐在床沿上。眼泪掉下来,砸在手背上。
我想收拾东西,但手抖得拉不上拉链。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我想冲出去跟他们吵,想把所有事抖出来,想让李曼知道她老公是什么货色。但转念一想,抖出来又怎样?一个保姆,跟男主人搞在一起。谁会信她是被勾引的?谁会同情她?
我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道裂缝,像一条蜈蚣。
第二天一早,我走了。
李曼没出来送我。周建平也没。只有悠悠在门口喊了一声:"翠萍阿姨,你去哪儿?"
我没回头。
出了别墅区,站在大路上,风刮得脸疼。我拖着行李箱,走了两站地才打到车。
回到家,王大勇在修鞋摊上,看见我回来,愣了:"不是说干到过年吗?"
"不干了。"我把箱子往屋里拖。
"怎么了?人家不要你了?"
我没说话。坐在床边,眼泪又下来了。
王大勇看我哭,放下手里的鞋,过来问怎么了。我说想家了,想他了,想回来。他信了,没再追问。
后来我听说,李曼家又找了个保姆。是个四十多岁的安徽大姐,据说老实本分。周建平的公司越做越大,去年在合肥开了分公司。李曼的网店也上了规模,雇了两个人帮忙打包。
他们过得挺好。
而我呢,在家门口找了个给饭店洗碗的活,一个月三千。王大勇的腿好些了,能骑三轮车拉货,一天挣个八九十。日子还是紧,但踏实。
有时候我想起那三个月。想起周建平靠在门框上红着眼眶说"对不起"的样子,想起他后来坐在书桌后面面不改色撒谎的样子。想起李曼最后看我的眼神,冷得像冰。
我恨他吗?恨。但更恨自己。
我恨自己为什么没在第一次推开他的时候,就彻底推开。为什么贪恋那一点被需要的感觉。为什么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离了婚的老公需要照顾,儿子还在念书,自己没学历没手艺,去老同学家当保姆,最后连这点尊严都守不住。
这到底是我命不好,还是我自己亲手把路走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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