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以浑黄著称的大河,这些年在不少河段褪去土色,泛出碧绿;与此同时,河里的鱼却比从前少了许多,黄河流域渔业资源总体衰退的趋势短期内还难以扭转。母亲河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这条河几十年来经历了什么。这是一份由163人签名的联名呼吁书。
签名的人里有水力学家张光斗、地理学家施雅风、导弹控制专家梁思礼、核物理学家于敏等。他们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全部是院士。
163位院士一起联名,本来就很少见,他们振臂疾呼,只为一件事:拯救黄河。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想象当时黄河的样子。
1997年,黄河一年里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无水入海;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下游约90%的河道几乎完全干涸。黄河断流了。
一条河彻底干涸,意味着它的死亡;断流,就是它走向死亡的开始。这条奔流了百万年、哺育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大河,竟然离死亡这么近。
其实,黄河虽然古老,却非常脆弱。它的支流水系和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相比差得很远,两个流域的降水量差距也同样明显。
所以从年径流量看,黄河只有长江的十七分之一左右。而且,黄河将近60%的水量来自兰州以上的地区,这里只占全流域面积的28%。
再往下游走,沿途是成片的沙漠和沙地,几乎补充不了多少水。一直到关中平原一带,最大的支流渭河汇入,黄河水量才稍微缓一口气。
可是,沿线9个省区都要大量从黄河取水,农业、工业和人口用水都靠它,尤其是宁夏、内蒙古、河南、山东等地;连流域之外极度缺水的河北、天津,也要从黄河引水。本来就不丰沛的黄河水因此雪上加霜。
早在1972年,黄河下游就出现了第一次断流,此后二十多年里断流越来越频繁。为了争取宝贵的水资源,没有哪个地区愿意主动少用水。
1983年统计各省用水需求时,加起来的需水量接近700亿立方米,远远超过当时黄河本身的天然径流量。于是,一场关于水量怎么分的讨论乃至争论,整整持续了4年。
直到1987年,经过无数次协调和征求意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大江大河的水量分配方案终于获批,这就是“八七分水方案”。但人们期待的转折并没有马上出现。
长期形成的用水方式很难一下子改变。另外,流域管理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当时没有足够的权力统一调度干流上的大型水库,也没法强制管控违规取水。
所以,一些地区依然长期超量取水,断流越来越严重。到了分水方案出台十年后的1997年,黄河断流天数达到史无前例的226天。
母亲河已经不堪重负,人们到了不得不改变、不得不下决心的时候。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163位院士联名发出了前面提到的那份呼吁。
随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得到国务院正式授权,开始逐步对干流上的龙羊峡、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以及支流上的一系列水库实行统一调度。黄河终于实现了全河水量统一管理。
200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黄河水量调度条例》,让水量管理有了正式规范。
再加上分水方案的不断完善、取水口管理的加强、水权交易等市场手段的建立,以及农业节水和引调水工程的建设,从1999年起的23年里,尽管全流域GDP增长了7倍以上,黄河再也没有断流过。黄河流域也成了全国水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不过,这条母亲河面对的问题远不只是缺水。山东济南的黄河属于下游,甘肃临夏的黄河位于上游,两地的河水看上去差别很大,变化就发生在中游。
黄河中游流经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黄土覆盖区——黄土高原。老话说“下一场大雨脱一层皮,发一回洪水满河泥”,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让黄河成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
河水进入下游华北平原后,流速突然变慢,大量泥沙逐渐沉积,河床越抬越高,甚至远远高出两岸地面,成了一条“地上悬河”。这样的河很容易决堤,甚至改道。
所以要解决悬河问题,就得先解决泥沙问题。历史上,人们治沙的办法主要可以概括成一个字:“排”,也就是尽快把泥沙送进大海。
但这样一来,水和泥沙都直接流走了,没法再利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同时发挥黄河在灌溉、发电、航运方面的作用,人们设想在黄土高原搞水土保持,从源头上挡住大部分泥沙;同时修建一系列梯级水库,分段拦住水和泥沙。
这种思路叫“蓄水拦沙”。当时规划的一系列水库里,最大、最重要的就是三门峡水库。
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大大低估了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难度,对泥沙能减少多少也估计得过于乐观。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三门峡大坝的泄水孔位置偏高、泄流规模偏小,坝底也没有留下排沙的通道。
结果,这座按设计至少能用50年的水库,不到一年半就严重淤积了,淤进去的泥沙足够填满100多个西湖。陕西潼关一带的河床也因此抬高了4.4米。
渭河水被挡住,无路可走,只能倒灌,淹没了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古都西安。这座“万里黄河第一坝”以近乎悲壮的方式,证明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拦沙思路行不通。
没有办法,人们只好给大坝增建、改建了许多排沙通道,并改变运行方式:只在枯水期泥沙少的时候蓄水;汛期泥沙多的时候大量放水,把泥沙排出水库。用这种“蓄清排浑”的方式,三门峡库区的淤积情况逐渐好转。
但即便如此,三门峡水库实际能发挥的作用,仍然远远低于设计水平。不过,这次失败也让人们重新思考治理思路,并找到了新办法:调水调沙。
后来,黄河干流规划中的万家寨、小浪底等水库相继建成。汛期前到小浪底,有机会看到河水从坝上飞泻而下的壮观场面。
放出来的水有时清、有时浑。清水一般是在洪水到来前,水库为了腾出库容放出来的,含沙量少,正好用来冲刷下游河道里的泥沙。
浑水则是在小浪底水位降下来以后,上游的万家寨和三门峡水库联合放水,让含沙量高的水流进小浪底库区。这股浑水遇到清水,因为密度大,会潜到清水下面,把淤在库底的泥沙带出库区。
这就是“异重流排沙”。通过上下游水库联合调度,人们终于能主动调控黄河的水和沙。
这套办法防止了河床淤高,守住了防洪安全,但对河里的鱼来说却是一场硬仗。排沙峰值期间,下游河道的含沙量最高可达每立方米300到500千克,在这样的浓度里,鱼几乎没有活路。
调水调沙期间,黄河上会出现一种特有的“流鱼”现象:鱼被浓重的泥沙呛得浮上水面,个头小的直接被冲死,漂在岸边。科研人员对比发现,调沙前后河里的鱼类数量减少了59.05%到89.17%。
调控水沙的成效是实实在在的,这份生态代价同样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治沙保堤必须付出的成本,也是眼下还无法完全绕开的两难。与此同时,持续了70多年的水土流失治理也开始见效。
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如今黄土高原的林草植被覆盖率提高了59%,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了将近88%。现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不但没有继续抬高,反而被冲深了3.1米。
黄河变清、变绿,正是这几十年治沙的结果。泥沙少了,阳光能透进水里,藻类随之生长,河面便泛出绿色。
但绿并不等于干净:藻类过多会消耗水中的氧气,氧气一少,鱼虾就要遭殃。另一方面,黄河鲤鱼、北方铜鱼这些土著鱼长期生活在浑水里,早已适应了多沙的环境;水一变清,浮游生物的组成、河床底质、水温规律都跟着改变,这些“老住户”反而一时不适应。
所以,水变清和鱼变少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变清本身不是鱼类减少的主因,但它确实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当然,这场黄河保卫战还远没有结束。今天黄河流域的9个省份中,有4个处于极度缺水或重度缺水状态。
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经高达80%,远远超过40%的生态警戒线。流域里还有将近一半的水土流失面积有待有效治理。
小浪底水库的调水调沙能力也会逐渐接近极限。时代在发展,人们还面临更多挑战:上游的水源涵养和国家公园建设,中游的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的湿地保护等,都需要统筹兼顾。
把水资源作为地方发展和产业规划的约束条件,也应当成为更多城市的发展理念。黄河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河流之一,它的治理注定艰巨而漫长。
过去70多年里,它是全国第一条实行水量分配的大河,也是第一条实行统一调度的大河。2023年4月1日,《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把黄河保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水变绿、鱼变少,是好事还是坏事?泥沙大幅减少、黄河不再断流,是几十年治理换来的实打实成果,方向是对的。
鱼类减少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账,主要源于过度捕捞、大坝阻隔、调沙冲击、污染和栖息地退化;河水变清后藻类增多、土著鱼不适应等新问题,也同样需要关注。这些问题,要靠禁渔休渔、科学放流本土鱼、修建洄游通道、统筹水沙调度来逐步解决。
好转已经在发生:黄河干流山西段自2018年实施全流域禁渔后,鱼类从2021年的46种增至2025年的60种,土著鱼从36种增至54种。这条古老的大河形成于百万年前,大约一万年前基本定型,一直默默流淌,按照自然规律冲刷、搬运、堆积。
和它的历史相比,人类的探索和认识还太短。怎样与黄河相处,贯穿了中华文明的过去和现在,未来也仍将是一个长久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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