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刚过,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系着围裙在逼仄的厨房里择蒜苔。油烟机嗡嗡地响着,抽得屋里空气发闷,我用围裙擦了擦湿漉漉的手,走到门后从猫眼里往外瞄了一眼,门外站着的人背着一个磨得褪了色的黄帆布挎包,手里还提着两只绑着红塑料绳的蛇皮袋。那张脸黝黑干瘪,额头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
是我的公公张茂才。
六年前,我丈夫张建国在省道上跑长途货运,连人带车翻进山沟里,连句囫囵话都没留下就没了。那一年我三十九岁,儿子张晨刚考上高一,天塌下来一样。建国安葬完后,老家的亲戚私下里都在嚼舌根,说我还年轻,儿子迟早是给别人养的,肯定守不住两三年就得改嫁。公公婆婆也是从那时候起,跟我之间客气得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哪怕都在一个县域内,他们缩在乡下的老房子里侍弄几亩薄地,我带着儿子在县城租房、做工,一年到头除了过年带孩子回去吃顿饭,平时基本不通电话。
如今我四十五了,在县城一家棉纺厂的后勤仓库做库管,一个月拿着两千八百块钱工资,熬着日子把儿子张晨送进了省城的大学。张晨今年大三,暑假在省城找了兼职没回来。
家里就我一个人,冷锅冷灶惯了,公公昨天突然往我手机上打了个电话,声音磕磕绊绊的,说乡里农机站返聘他帮着看管苗圃,县里农资公司开订货会,站上派他来县城“出差”开会两天,问能不能在我这儿借宿一晚,省下招待所的一百来块钱住宿费。
我当时握着手机,心里咯噔了一下。四十五岁的寡妇,家里忽然要住进来一个公公,哪怕是亲公公,在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机械厂家属院里,也够那些退了休整天蹲在花坛边嗑瓜子嚼舌头的老太太编排好几出大戏。可是,我能开口拒绝吗?建国不在了,张晨身上流的到底是老张家的血,公公今年快七十了,大老远进城,连口热水都不给喝直接撵出去住小旅馆,那我李秀芬在老家乃至整个家族里,脊梁骨就得被人生生戳碎。
我吸了口气,把门推开,脸上挤出笑:“爹,您到了啊,快进屋,外头风大。”
公公站在门口,脚底下那双沾满了黄泥巴的旧皮鞋顿住了,没敢往门垫上踩。他局促地搓了搓手,把手里的蛇皮袋往过道边上挪了挪:“秀芬啊,没打扰你吧?我这鞋脏,我在门外把鞋脱了再进。”
“不用不用,地板也是旧水泥漆,擦得掉的,您快进来。”我弯腰从鞋柜最底下掏出一双塑料凉拖鞋,那是张建国活着的时候穿过的,深蓝色的,一直搁在柜底没舍得扔。
公公看到那双拖鞋,眼神晃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到底没说话。他小心翼翼地把脚上的旧皮鞋褪下来,整整齐齐地码在门边,换上拖鞋,弓着腰进了屋。他把那个褪色的黄帆布包抱在胸前,像抱着什么紧要的宝贝,手里的两个蛇皮袋放在茶几旁边的空地上。
“这是你娘在后山摘的金银花,晒干了,给你泡茶喝降火;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两只老母鸡,下午刚杀的,毛都拔干净了,你留着慢慢炖汤喝。”公公搓着手,局促地站在客厅中央,眼睛不敢到处看,只盯着自己脚尖前的那块地皮。
“您来就来,还折腾这些干啥,大热天的带两只鸡多沉啊。”我接过话头,赶紧去厨房倒了杯温开水递过去,“爹,您坐沙发上歇会儿,饭马上就好,我炒两个菜。”
“不忙,不忙,随便吃点面条就成。”公公半边屁股挨着沙发边坐下,接过纸杯,两只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攥着杯子,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手背上全是青筋。
我转身进了厨房。为了这顿晚饭,我下午特意跟车间主任请了一个小时假,去菜市场买了半斤卤牛肉、一条黄花鱼,还炒了个蒜苔肉丝,炖了个冬瓜排骨汤。不管外头人怎么看,公公难得来一趟,面子上的规矩我李秀芬不能让人挑出毛病。
厨房的抽油烟机声响中,我听见公公在客厅里轻手轻脚地站起来,随后是极轻的脚步声。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走到电视柜前,看着柜子上摆着的建国的遗像,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建国的黑白相片在玻璃相框里看着他,公公抬起手,似乎想摸摸相框,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来,在裤缝上擦了两下,重重地叹了口气,背过身去。
那一瞬间,我心里的防备和膈应,忽然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不管怎么说,建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建国走的那年,公公在火葬场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铁青着脸帮着料理后事,直到出殡那天晚上,有人看见老头一个人蹲在老屋后面的麦秸垛跟前,哭得像个呛了水的小孩,喘不上气来。那之后,他整个人就垮了半截,原本挺直的腰板彻底弯了下去。
菜做好了,我端上桌。两荤两素一汤,在普通人家算得上丰盛。
“爹,洗手吃饭了。”我喊了一声。
公公连忙应着,去卫生间洗了手出来。看到桌上的大鱼大肉,他愣了愣,眉头皱起来:“秀芬,怎么弄这么破费?就咱们俩人,哪吃得了这么多,又乱花钱。”
“没花多少钱,鱼是菜市场打折的,排骨也是给张晨留的冻肉,您难得来一趟,多吃点。”我拉开椅子让他坐下。
公公从他那个破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扁平的玻璃酒瓶,里面装着半斤不到的散装高粱酒,酒液泛着微微的浑浊。“秀芬,我……我能喝两口不?今天赶了一天路,骨头架子有点酸。”他看着我,语气里带着点讨好的小心。
我心里叹了口气,拿了个干净的玻璃杯给他倒上:“喝吧,但您少喝点,这散酒烈,喝多了伤胃。”
“哎,就喝两口,解解乏。”公公松了口气,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脸上的皱纹这才舒展开一点。
饭桌上很安静,只有筷子碰到瓷碗的声音。我们之间能聊的话题其实少得可怜,建国是个不能提的坎,一提两个人心里都要滴血;老家的亲戚远房,我六年没回去了,谁家盖房谁家娶媳妇我都插不上嘴;唯一能串起我们两人的,只有张晨。
“张晨最近打电话回来了吗?”公公吃了口卤牛肉,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打了,前天刚打过,说在省城一家辅导班做兼职助教,一个月能有一千五的补贴。孩子懂事,想减轻我的负担。”提起儿子,我脸上有了点笑容。
公公点了点头,眼里闪过一丝欣慰,但紧接着又暗了下去。他端起酒杯,又是一大口闷了下去,那半杯烈酒瞬间就见了底。“懂事是好事……可孩子太懂事了,受罪啊。建国要是在,哪能轮到他大夏天的在省城晒着太阳挣那一千五。”
这话一出,屋里的气氛顿时沉了下去。
我没接话,只是默默地往他碗里夹了一块鱼肉:“爹,吃菜吧。”
公公盯着碗里的鱼肉,自言自语般地说:“张晨今年大三了吧?转眼就该张罗找对象、买房子了。现在的女娃金贵,没房子结不了婚。秀芬,你一个人在棉纺厂,苦了你了。”
“我不苦,张晨有出息,肯吃苦,以后的路他自己能走。”我低声说。
“怎么能不苦?”公公突然抬起头,那双有些浑浊的老眼里泛起红血丝,显然是刚才那两口急酒冲上了头。他自顾自地把剩下的半瓶酒全倒进了杯子里,手有些哆嗦,酒液洒了几滴在桌布上。“秀芬,六年前建国刚走那会儿,我和你娘……我们心里有鬼啊。”
我捏着筷子的手猛地顿住了。
“当年老屋分家,建国开大货车的本钱,是借了你二叔家三万块,还有信用社的两万。建国出事后,车报废了,保险公司赔的那点钱,料理完后事,剩下一大半都给你娘和我拿去还了信用社的账,留给你的没剩多少。村里人嚼舌根,说你肯定得带着张晨改嫁,我和你娘怕啊……怕你带着钱一走,张晨以后就不认老张家了,我们俩老绝户就真没人管了。所以这几年,我和你娘不敢跟你走动太近,也不敢伸手问你要钱,但也帮不上你啥忙……我们心里亏心啊!”
公公的声音不大,但字字砸在水泥地上,闷得让人心慌。
这些陈年旧账,我其实心里明镜似的。当年建国走的时候,我才三十九岁,婆家人防贼一样防着我改嫁分财产,连办丧事收的礼金账本都是建国的大伯拿着。后来见我一个人咬牙带着张晨在县城租房子,供孩子考上一中、考上重点大学,六年里连个相亲的媒人都没让进门,老家那些碎嘴的亲戚才渐渐闭了嘴。
可我没想到,公公会借着这点酒劲,把这层遮羞布一把扯了下来。
“爹,过去的事别提了。建国是张晨的爹,您二老是张晨的亲爷爷奶奶,这层血缘断不了。我没改嫁,不是为了向谁表忠心,是我舍不得张晨受委屈,后爹再好也不是亲爹。那些账还了就还了,我现在能挣钱,饿不着张晨。”我平静地看着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有怨怼。
公公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两行浑浊的眼泪突然顺着满脸的沟壑流了下来。他端起酒杯,连菜都没夹,仰脖子把那一整杯烈酒咕咚咕咚全灌了下去。
“爹!您别喝这么急!”我赶紧站起来抢他的杯子。
可已经晚了。这乡下小作坊酿的包谷烧足有五六十度,又烈又冲。空腹喝了小半斤烈酒,公公整个人晃晃悠悠的,眼神一下子散了。他打了个酒嗝,身子软绵绵地往旁边歪,嘴里嘟囔着:“秀芬……建国……我对不住你们娘俩……我对不住……”
话没说完,他的头就重重地磕在了餐桌角上,整个人出溜着往椅子下面滑。
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扔了抹布冲过去抱住他的胳膊。老头子看着骨瘦如柴,可人喝醉了像一袋散了架的沙包,沉得要命。我使出浑身解数,半拖半架地把他往次卧拽。次卧原本是张晨的房间,里面一张单人床,平时空着,被褥都是我前天晒过的。
好不容易把他弄到床上,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
公公倒在床上,眼睛紧闭着,胸口剧烈地起伏,嘴里发出沉重的鼾声,显然是已经彻底醉死了过去。屋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劣质酒精味,混合着泥土和汗酸的味道。
看着床上这个人事不省的老人,我站在床沿边,心里又急又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与难堪。
县城的夏夜闷热,老机械厂家属院的楼房隔音极差,楼道里谁家打个喷嚏上下三层都能听见。如果今晚公公在我这里有个好歹,或者醉酒出了意外,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且,一个寡妇的家里,躺着个醉死过去的公公,这要是传出去,明天菜市场那些相熟的老娘们指不定怎么飞短流长。
我平复了一下呼吸,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先去卫生间接了一盆温水,拿了块干净毛巾,走回次卧。
公公脚上还踢蹬着那双深蓝色的旧凉拖,一只掉在床边,另一只挂在脚后跟上。他的袜子后脚跟磨破了两个大洞,大拇指的地方也顶出了线头,脚指甲厚实泛黄,脚板底结着厚厚一层老茧。我弯腰把他的鞋袜脱下来,把他的脚抬到床上,用拧干的温毛巾替他擦了擦脸上的汗和脖子里的污垢。
擦到胸口的时候,公公那件洗得泛白的的确良衬衫敞开了两颗扣子,从内衬的口袋里露出了一个用红塑料袋包着的硬角。
我原本没想动他的东西。可公公翻了个身,那包东西“啪嗒”一声掉在了床沿边的地板上。
塑料袋散开了,里面没有钱,掉出来的是几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收据,还有一张盖着县中医院印章的检查单。
我愣了一下,鬼使神差地蹲下身,把那几张单子捡了起来。
借着次卧昏黄的白炽灯光,我展开了那张检查单。上面写着张茂才的名字,年龄六十八岁,诊断那一栏赫然写着:胃窦部溃疡浸润性病变,建议进一步做病理活检及增强CT排除恶性肿瘤。
日期,就是今天上午。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雷劈了一样。
什么来县城“出差”?什么农机站开订货会?这分明是他自己身子出了大问题,一个人瞒着家里,偷偷搭了最早一班进城的班车,跑到县中医院来看病的!
我抖着手,又去看那几张收据。收据不是医院的,而是几张手写的欠条和还款收条。
最新的一张是上个月的,上面写着:“今收到张茂才还来建国当年欠款现金叁仟元整(3000元),余款结清。经手人:张建国二叔张茂林。”
另一张是信用社的小额农户贷款结清证明,日期是今年三月。
我捏着那一沓薄薄的纸,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跌坐在床边的塑料矮凳上,眼眶瞬间红了。
六年前,建国出事,我一直以为公婆拿走了大头赔偿金,把建国生前借外力的烂摊子扔给了我。这六年来,我一个人打两份工,省吃俭用,每个月按时给张晨存学费,心里对老家不是没有怨气的。我怨他们冷血,怨他们防着我,怨他们除了每年象征性地给张晨塞两百块压岁钱,对我们孤儿寡母不闻不问。
可我做梦都没想到,建国当年背着我向家族亲戚借的那些治病、倒腾货车的烂账,这老两口在乡下,竟然靠着两头母猪、几亩薄地,还有公公在苗圃打零工,一笔一笔,生生给还清了!
整整六年,他们没跟我提过一个字,没让我掏过一分钱!
床上,公公突然动了动,嘴里含糊不清地呓语着:“建国啊……账平了……都平了……别找你媳妇要……她不容易……小晨还要念书……”
老人的眼角滑出两行浑浊的泪水,顺着干瘪的脸颊渗进了枕巾里。他一只手无意识地在身前摸索着,像是要抓紧那个装有秘密的黄帆布包。
我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眼泪再也忍不住,啪嗒啪嗒砸在自己的手背上。
这就是我的公公。一辈子在泥土里刨食,没有文化,不懂得什么大道理,甚至在面对人性的自私和恐惧时,也有过防备与退缩。可骨子里那份中国老式父亲的尊严和硬气,让他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在儿子死后的这六年里,默默用肩膀扛下了所有见不得光的重压,直到身体彻底被拖垮。
就在这时,客厅的大门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
在这寂静的夏夜里,敲门声显得格外刺耳。
我猛地回过神来,把单子和塑料袋原样塞回公公的衬衫口袋里,拉起薄毛毯给他盖好肚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快步走出次卧,顺手带上了房门。
我走到防盗门后,哑着嗓子问了一声:“谁啊?”
门外传来了对门邻居王大妈尖细的嗓门:“秀芬啊,是我!我刚才听见你家有动静,又有男的说话,又有砸东西的声响,你没事吧?我琢磨着你一个人住,别是进贼了,过来问问!”
王大妈是机械厂出了名的长舌妇,平日里最喜欢搬弄是非,前两天还在楼下阴阳怪气地打听我今年多大、有没有打算往前走一步。刚才公公进门、我做饭、公公摔倒那阵动静,显然没逃过她的耳朵。她这哪里是见义勇为怕进贼,分明是抓住了由头,想探头进来看看我这寡妇屋里藏了什么男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手理了理鬓边的乱发,伸手把防盗门拉开了一条缝,但身体堵在门中间,没让她往里看。
“王大妈,这么晚了还没歇着呢?”我脸上挂着客气而疏离的笑。
王大妈探着脖子往屋里瞟,鼻尖动了动:“哎呦,好大一股酒味啊!秀芬,你屋里真有人啊?我刚才听着像个男的在叫唤……”
“是我公公。”我打断了她的话,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甚至故意提高了半度,好让楼道里的感应灯亮得更久一点,“孩子他爷爷,在乡下农机站干活,今天代表站里来县里开农资订货会。顺道进城看看我和张晨,给我带了老家的土鸡和山货。老人一辈子没怎么出过远门,今天赶路累着了,晚饭陪着喝了二两黄酒解乏,这会儿已经在张晨屋里歇下了。”
王大妈脸上的八卦神色瞬间僵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坦荡,更没想到来的人是公公。
“哎……哎呀,是亲家公啊!”王大妈尴尬地干笑两声,眼神还是不死心地往门缝里溜,“那怎么没去住招待所呢?公家出差不都给报销嘛。”
“住什么招待所啊,”我冷笑了一声,语气硬气得像块石头,“儿子虽然不在了,儿媳妇在县城有房子,孙子的房间空着干干净净,亲爷爷进城开会,不住自家孙子的屋,去住外头的脏旅馆,那不是打我李秀芬的脸,戳张建国的脊梁骨吗?大妈,您说是这个理不?”
这番话夹枪带棒,堵得王大妈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她讪讪地后退了一步:“是是是,秀芬你是个孝顺人,懂规矩。那行,没事就好,我就过来问问,你快回屋歇着吧。”
“慢走,不送了。”我看着她转身回了对门,重重地关上防盗门,这才反锁上自家的门锁。
靠在门板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个人虚脱般地滑坐在鞋柜旁的矮凳上。
县城的闲言碎语像刀子,但这把刀子,今晚我替屋里的老头挡下了。
回到客厅,餐桌上一片狼藉。我没有立刻去收拾碗筷,而是走进厨房,烧了一大壶开水,找了个干净的保温杯装满,又从抽屉里翻出一瓶蜂蜜,调了一大碗浓浓的温蜂蜜水。
推开次卧的门,公公还在沉睡,鼾声小了一些,眉头依然紧紧锁着,双手死死攥着被角。
我把蜂蜜水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边的矮凳上,看着这个老人。
夜很深了,窗外的蝉鸣声一声接着一声,纺织厂家属院的老楼在夜色里沉寂下来。屋里的电风扇摇头吹着微风,吹动了公公额前稀疏的花白头发。
我守在床边,寸步没敢离开。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公公动了动,嗓子里发出一声沙哑痛苦的呻吟:“水……水……”
我立刻起身,扶着他的肩膀把他半抱起来,把温度正好的蜂蜜水递到他嘴边:“爹,喝口水,这是蜂蜜水,解酒的。”
公公闭着眼睛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碗,温热的甜水下肚,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浊气,整个人似乎清醒了些。他缓缓睁开眼睛,看到面前的我,眼神先是茫然,随后猛地一震,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整个人触电般地往后缩,后背紧紧贴在冰冷的墙壁上。
“秀芬……我……我昨晚……”他慌乱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衣服,看到鞋子整齐地放在床下,自己盖着毛毯,衣服虽然解开了两颗扣子但依然妥帖,他的脸上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羞愧得无地自容。
“爹,您昨晚喝多了,直接睡着了。”我平静地说,伸手把剩下的半碗水递过去,“头还疼不疼?”
公公的嘴唇哆嗦着,两只手下意识地往衬衫内袋摸去。摸到那个塑料袋还在,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但抬起头看着我红肿的眼睛时,他的动作又僵住了。
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
“爹,您别摸了,我都看见了。”我轻声打破了沉默。
公公整个人像是被抽了筋一样,肩膀瞬间垮了下来,头深深地埋进胸口,两只粗糙的手死死抓着自己的膝盖,一言不发。
“张茂林二叔的欠条,信用社的贷款结清单,还有……县中医院的检查单。”我吸了吸鼻子,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爹,老家农机站早就黄了八年了,您哪来的公派出差?”
公公把头埋得更低了,喉咙里发出困兽般压抑的抽泣声。
“我……我没脸见你。”公公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建国造的孽,欠的那些债,我和你娘还了六年……原本想着,今年把最后一笔还清,我和你娘就能挺起腰杆来见你和小晨了。谁知道……这身子骨不争气,上个月开始胃疼得吃不下饭,大队赤脚医生让我来县城大医院做胃镜。我舍不得花钱住招待所,又怕去你家露馅……我就编了个出差的由头……秀芬,爹给你丢人了,爹不该来你这儿,平白招人闲话……”
“丢什么人?!”我终于没忍住,眼泪夺眶而出,声音哽咽,“张建国是我男人!他欠的债,该是我这个当媳妇的还!您和我娘快七十的人了,在乡下刨那几亩地,替他还了六年债,您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我是那种不管公婆死活的人吗?!”
公公抬起头,满脸是泪,拼命摇头:“不能让你还!建国人没了,你一个女人带着张晨在城里,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和你娘看得清清楚楚!张晨要考大学,要娶媳妇,处处都要钱!我和你娘虽然老了,但还有两把力气,我们替儿子把屁股擦干净,是应当应分的!要是把这身债压在你身上,我和你娘百年之后,到了底下怎么有脸去见建国?!”
他抹了一把眼泪,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老式塑料皮夹,颤颤巍巍地打开,从里面掏出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
有绿色的五十,红色的一百,甚至还有几张卷了边的十块钱。厚厚的一沓,用两根橡皮筋紧紧捆着。
“这是我和你娘这半年卖粮食、卖鸡蛋攒下的,一共四千两百块钱。”公公把钱推到床头柜上,推到我面前,“昨天中医院的大夫跟我说了,说我这个病……要做手术,要花大钱。秀芬,爹不治了。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张晨的。张晨大三了,明年要找工作,城里开销大,让他买两身像样衣服,别让人看不起。等天亮了,我就坐头班车回乡下,你别跟张晨说我来过,也别跟他说我得病的事……”
看着床头柜上那叠浸透了泥土腥味和汗水味的小额钞票,我的心像被一把钝刀狠狠地割着。
四十五岁,我守寡六年。这六年里,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生铁,厂里搬重物我不求人,家里水管爆了我自己拿扳手修,街坊邻居嚼舌根我冷脸相对,为了供儿子读书,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以为这世上除了我自己,再没人能为我们孤儿寡母遮风挡雨。
可直到今天夜里,我才发现,在几十里外的那个破败的小山村里,有两个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老人,用他们近乎固执、愚钝甚至笨拙的方式,在暗处替我们母子抵挡了六年的风雨摧残。
他们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想着把最后一点骨髓熬成油,留给孙子当路费。
我伸手把那叠钱拿了起来。
公公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凄凉与解脱。
可我下一秒,就把那叠钱硬生生塞回了他的黄帆布包里,拉上拉链,重重地放在他怀里。
“爹,这钱您收好。”我抹干眼泪,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语气坚定得不容反驳。
公公愣住了:“秀芬,你……”
“建国走了六年,我孝顺公婆的义务没尽到,您替儿子还债的情分我领了。”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但是,张建国死了,我李秀芬还没死,张晨也没死!老张家的梁还没塌!”
我转身走出次卧,在客厅的五斗柜最底层翻出了我的存折。那是我这六年省吃俭用,加上棉纺厂每年年终奖攒下的底子,一共六万三千块钱,原本是给张晨准备着以后应急的。
我拿着存折走回次卧,啪的一声拍在公公面前的床头柜上。
“今天天一亮,哪儿都不去。”我看着目瞪口呆的公公,“早晨七点半,中医院专家门诊开门,我请假陪您去排队做病理活检和增强CT。是良性的,咱们该吃药吃药,该切除切除;要是恶性的,县医院治不了,我就给张晨打电话,咱们去省城大医院治!这六万块钱治不好,我把这套老房子卖了,回乡下租房子住,我也得给您治!”
公公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眼睛死死盯着那本红色的存折,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秀芬……使不得……使不得啊!这是小晨的钱,这是你的棺材本啊!”公公哭喊着,伸出枯槁的手要把存折推开。
“什么使不得?!”我红着眼,第一次冲着公公拔高了嗓门,“您要是死在乡下老屋里,张晨以后毕了业,成了家,知道了真相,他这辈子良心能安生吗?!他会恨我一辈子,也会恨他自己一辈子!建国已经没了,您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张晨在这世上就少了个根!您想让他一辈子背着不孝的骂名过日子吗?!”
公公被我吼得愣在当场,大张着嘴,浑浊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水一样往下淌。
他低下头,双手捂着脸,在张晨那张小小的单人床上,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这一次,他没有再压抑自己的哭声,那哭声里有这六年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望,有还清债务后的释然,更有被亲情托底后的软弱与崩溃。
我没有再去劝他,只是默默地坐在矮凳上,静静地陪着他哭。
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地泛起了鱼肚白,青灰色的晨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屋里,驱散了满室沉闷的酒气。
五点半,公公止住了哭泣,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十岁,又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我站起身,去卫生间重新打了热水,拧了热毛巾递给他:“擦把脸吧,爹。我去厨房熬点小米粥,煮两个鸡蛋。大夫说了做CT要空腹,但做胃镜还不知道排到哪天,您先喝两口米汤垫垫胃。”
公公接过毛巾,颤抖着擦了脸。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半天,最后哑着嗓子说了一句:“秀芬,建国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你。”
我背过身去,眼泪差点又掉下来,但我没回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是张晨的娘,您是张晨的爷爷,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早晨六点半,我收拾好屋子,把两只老母鸡冻进了冰箱,把金银花整整齐齐地码在阳台干燥处。
我换了一件体面的素色衬衫,把长发扎成利落的马尾。公公也换好了他那件干净的旧外套,把那个破帆布包背在胸前,整个人虽然消瘦,但腰杆却比昨晚进门时直了不少。
我推开家门,领着公公往楼下走。
老机械厂的家属院已经醒了,早起买菜、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不少。走到一楼楼道口的时候,迎面正好碰上了拎着菜篮子的对门王大妈。
王大妈看到我和公公一起下楼,眼神贼溜溜地在我们身上转了一圈,脸上堆着假笑:“哎呦,秀芬,起这么早啊?亲家公这就回乡下啦?”
公公的脚步微微瑟缩了一下,下意识地想往后退。
我一把伸手扶住了公公瘦骨嶙峋的胳膊,稳稳地托着他,迎着王大妈探究的目光,大大方方、不卑不亢地笑了笑:
“回什么乡下啊,王大妈。我爹难得进城一趟,平时在乡下劳碌惯了,胃上有点不舒服一直硬扛着。今天我跟单位请了长假,带我爹去中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好好调理调理。建国不在了,我这当儿媳妇的,总得把老人的身子骨伺候结实了,好等着抱张晨以后的重孙子呢。”
王大妈脸上的假笑彻底挂不住了,干巴巴地咽了口唾沫:“哎……哎,是该检查,秀芬孝顺,孝顺……”
在周围几个晨练老邻居赞许的目光中,我挽着公公的胳膊,迈过家属院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大步朝着晨光初照的街口走去。
早晨的风吹在脸上,带着初夏特有的清爽。公公走在我身旁,虽然脚步有些蹒跚,但他没有再挣脱我的搀扶。
走到街角早点摊前,我掏出手机,按下了张晨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通了,那头传来儿子充满朝气的声音:“妈!这么早,怎么啦?”
我停下脚步,转头看了看身旁眼睛微红、神情紧张的公公,深吸了一口气,轻声说道:
“小晨啊,今天辅导班请个假,买张最早的高铁票回趟县城。你爷爷在咱们家呢,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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