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4日凌晨,朝鲜沙里院火车站附近,志愿军第40军第119师高炮三班发现一架低空接近的轰炸机。排长王兴民坐上瞄准手的位置,等飞机进入射程后,连续下令开火。八发炮弹打出,黑夜里很快传来爆炸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空袭。
当时,美军轰炸机频繁袭击铁路、桥梁和运输车辆,企图把志愿军的后勤线压垮。沙里院是铁路运输的重要节点,守住这里,关系到前线部队能否得到弹药、粮食和被装补给。
那架飞机属于美军二六型轰炸机。它原本飞得较高,若始终保持这个高度,未必会进入高炮火力范围。接近目标后,飞机突然降低高度,王兴民抓住机会,指挥炮班开火。飞机中弹起火,随后坠落,残骸散落在较大范围内,机组人员没有留下明确踪迹。
当时,119师并没有把这次击落看成多么特殊的战果。按照有关师史记载,在一次持续数日的防空作战中,该师高射炮部队曾击落敌机七架、击伤九架。沙里院的一次射击,只是其中一笔。
有意思的是,志愿军起初并不知道那架飞机上的人员身份。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并没有真正安静下来。美军试图利用空中优势封锁运输,李奇微曾把这种战术形容为用空中力量勒紧对手。洪学智后来回忆,志愿军后勤运输一度极其艰难,汽车白天隐蔽,夜间行驶,甚至不敢打开车灯。
困难还不止于此。汽车发动机一响,驾驶员往往听不清敌机动静,等到发现空袭,已经很难改变方向。后勤部队便在道路交叉口和制高点设置哨位,听到敌机声音就鸣枪报警。司机听见枪声,立即熄灯、转向或就近隐蔽。
这个办法看似简单,效果却很实在。
四十军汽车兵还根据照明弹的位置摸索出应对方法:照明弹落在车后,车辆继续加速;落在车前,则根据数量和持续时间决定绕行或隐蔽;若照明弹正好悬在车顶,车辆反而不能停留,必须尽快冲出照射范围。
洪学智没有把后勤只看成运输问题。他推动建立包括运输、铁道、防空和兵站在内的联合保障体系,让高射炮部队直接承担保护车站、仓库和运输线的任务。前线部队后来能够在坑道里制作食物,靠的正是这种逐渐完善的保障能力。
范弗里特接替李奇微出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后,曾通过谈判渠道提出一件私事。他说,自己的儿子是一名美军飞行员,曾在夜间驾驶二六型轰炸机执行任务,后来飞机被志愿军击落,生死不明,希望志愿军帮助寻找。
洪学智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安排人员调查。志愿军查阅作战记录,并向有关部队了解情况,逐步把线索集中到沙里院一带。调查显示,在相近时间内,确有一架二六型轰炸机被高炮击落,但没有发现飞行员成功跳伞的证据。
由于飞机携带燃油和炸弹,坠毁后又发生剧烈燃烧,机组人员很可能在空中爆炸或坠地时遇难。搜寻人员找到的只是零散残骸,始终没有确认遗体身份。因此,志愿军只能把调查结果如实转告对方,不能给出范弗里特期待的确切答复。
小范弗里特是范弗里特的独生子,朝鲜战争爆发后进入战区服役。他曾写信给母亲,表示自己愿意与父亲并肩承担军人的责任,也希望母亲更多为机组人员的安全祈祷。1952年3月,他还带着机组成员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为父亲祝寿。
那次见面,距离他失踪只有十六天。
儿子失踪后,范弗里特曾要求美军展开搜寻,但没有得到结果。谈判桌上再次提起此事,既是一个父亲寻找儿子的请求,也让志愿军第一次把一架普通敌机与美军高级将领的家庭联系起来。战场记录没有留下完整答案,残骸、弹痕和一份份调查报告,成为这段往事仅存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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